盖道邻在牧斋赋此诗以前早有勤王之预备及举动，后因奉旨中道折回。观《史氏遗集》中崇祯十二年丁外艰以前淮抚任内诸家书可以证知，茲不备引。颇疑崇祯十五年十一月清兵入塞，征诸镇入援，道邻唱义勤王，驰书约南中士大夫，牧斋遂于次年元旦感赋此诗。所以知者，十六年七月道邻始为南京兵部尚书（见《国榷卷首之三部院表上南京兵部尚书》栏），故牧斋称之为淮抚，而不称之为大司马也。至史氏与云间诸绅书，不知何年所作，或即是侯氏（《与同邑士大夫书》）所言之“公启”，亦未可知。总之必作于未确悉北京陷落以前。侯氏《与同邑士大夫书》，亦当作于未确悉北京陷落之时，《答史大司马书》则在确悉北京陷落以后所作耳。此皆详玩书中辞旨推得之结论。《明史 史可法本传》所言道邻之勤王，乃其最后一次，与牧斋此诗无涉，恐读者淆混，因稍多引资料辩之如此。

又今检道邻遗文，不见约牧斋勤王之书，或因传写散佚，或因被忌删去，殊难决言，但寅恪则疑史氏未必有专函约牧斋。牧斋自注中史公之书，恐不过与侯氏书中所言之（公启）性质相类。此类公启牧斋当亦分得一纸，遂侈言专为彼而发，以自高其身价。若所推测不误，则牧斋此时欲乘机以知兵起用之心事，情见乎词，亦大可笑矣。

（2）其次说明牧斋诗中的顾杲：

顾杲者，黄梨洲《思旧录 顾杲》条云：

顾杲字子方，泾阳先生之孙。南都防乱揭，子方为首。阮大铖得志，以徐署丞疏，逮子方及余。时邹虎臣为掌院，与子方有姻连，故迟其驾帖。福王出走，遂已。后死难。

査继佐《国寿录二诸生顾杲传》云：

顾杲字子方，南直无锡诸生也。工书法，多为诗古文，与吴门杨廷枢同社。逆监魏忠贤时，周顺昌坐罪见收，杲为檄攻魏，致激众，五人死义阊门。崇祯中，又为号忠揭，指国事逗留。触时忌不悔。

《明诗综七六顾杲》条附《静志居诗话》云：

崇祯戊寅南国诸生百四十人，具防乱公揭，请逐阉党阮大铖，子方实居其首。有云：杲等读圣人之书，明讨贼之义。事出公论，言与愤俱，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大铖饮恨刺骨，而东林复社之仇，在必报矣。”

寅恪案：子方乃东林党魁顾宪成之孙，其作《攻魏檄》、《防乱揭》及《号忠檄》等，尤足见其为人之激烈好名，斯固明季书生本色，不足异也。

（3）说明江南诸生有勤王之举：

又冒襄辑《同人集四》载范景文《与冒辟疆书》三通，其第一通略云：

不佞待罪留都，膺茲重寄，适当南北交讧，殚心竭虑，无能特效一筹，惟是侧席求贤，日冀匡时抱略之君子共为商榷，以济时艰。昨承枉重（踵？），正为止生倡义勤王，与渔仲即商遗（遣？）发。明晨报谒，以订久要，惟门下倾吐抱膝之筹①，俾不佞藉力高贤，救茲孔棘，真海内之光也。

寅恪案：质公之书当作于崇祯十年至十二年四月范氏任南京兵部尚书时（见《国榷卷首之三部院表上南京兵部尚书》栏），或即辟疆于崇祯十二年初夏至金陵应乡试之际耶？（见影梅庵忆语“己卯夏，应试白门”之语。）“渔仲”即刘履丁之字，俟后论之。

“止生”即茅元仪之字。《初学集一七移居诗集 茅止生挽词》十首之五云：“一番下吏一勤王，抵死终然足不僵。落得奴酋也干笑，中华有此白痴郞。”质公书中所言可与牧斋挽茅氏诗相证。此诗作于崇祯十三年庚辰，虽在道邻驰书约牧斋勤王之前，然亦可知江左南都诸书生名士如茅元仪顾杲辈皆先后有“勤王”之议也。故特附记于此，以见当时风气之一斑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