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87天《离娄上 凡二十八章》7.26~27
原文阅读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字词注释
[1] 节：调节。文：修饰。
[2] 已：停止。
译文参考
孟子说：“不孝顺的事情有三种，其中尤其以没有子嗣为最重大。舜娶妻没有禀告父母，就是因为怕没有子嗣。君子认为这样做如同禀告了父母一样。”
孟子说：“仁爱的实质是侍奉双亲；义的实质是顺从兄长；智慧的实质是懂得这两者并且不放弃；礼义的实质是调节、修饰这两者；快乐的实质是以这两者为乐，欢乐从中产生，产生了又怎能停止，不能停止就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
核心内容解读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几乎尽人皆知。那么，不孝有三，另外两个不孝是什么呢？“不孝有三”的说法是出自东汉赵岐的《孟子注》。里面是这么说的：“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意思是，按照儒家礼法，下列三种行为是很不孝的：第一，父母说什么是什么，不顾是非，一味顺从，让父母陷于不义，这是第一大不孝；父母都老了，家里很穷，可是也不出去谋生活，也就是在家啃老，这是第二大不孝；第三大不孝才是没有后人。听了这套完整的解释会发现，中国古人关于孝的定义，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通情达理啊。
汉儒解经，谨守家法与师法，是非常老实的。关于孝子对父母的帮扶义务，《孝经·谏诤章》中有明确论述。曾子问孔子，儿子什么都听老子的，就是孝道了吗？闻听此言，孔子接连说了两句：“是何言与？”这是什么话？又说：“言之不通邪。”这显然是讲不通的啊。孔子的指示是：“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命，又安得为孝乎？”
传统中国的孝之道不是单向的情感，更不是单方面的服从。儒家孝道讲究的是父慈子孝，“父”与“子”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有着不同的行为规范，父亲应当慈爱，儿子应当孝敬。“父”与“子”之间与其说存在着人格上的不平等，不如说存在着行为规范上的差异。
孝的内涵包括生命的延续、家族物质生活与社会声望的维系，以及“父”与“子”之间在道义上的守望相助。儿子可以越过父亲直接分辨是非，用正确的东西规谏、引导父亲，这就表明，儿子与父亲在道义面前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在父子君臣的社会伦理之上，还有一个具有超越性的“道义”；在道义面前，“君”与“臣”，“父”与“子”都是平等的。唯其如此，当“君”与“父”背离了道义的时候，“臣”与“子”才有批评规谏的正当性与可能性。这才是原始儒家的孝道。这样的伦理关系定位，即使放到今天，也是完全可以接纳的。
在孟子的思想体系中，仁、义、智、礼、乐是儒家道德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概念都有其具体的道德实践意义。7.27这段话深刻揭示了“仁、义、智、礼、乐”五种基本道德规范的内在联系与实践方式。
首先，仁与义是家庭伦理的根基。孟子认为，“仁之实，事亲是也”，即仁的实质是侍奉父母；“义之实，从兄是也”，即义的实质是顺从兄长。这表明，仁与义并非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是具体的行为实践。在儒家伦理体系中，孝悌是仁义的起点，是家庭伦理的核心。正如《论语·学而》所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这说明，孝悌不仅是个体道德修养的基础，也是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保障。
前文学过，在孟子的思想中，仁是核心的道德原则，代表着对他人的关爱和同情。孟子强调“仁者爱人”，认为仁是人类内心的善良本性，是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础。仁不仅仅是对亲人的爱，还包括对所有人的普遍关怀。义在孟子的思想中代表正义和道义，强调行为的正当性和合乎道德的标准。孟子认为，义是判断行为是否合乎道德的标准，是人们在社会中应当遵循的原则。
第二，智是理解与坚持仁义，是智慧和明辨是非的能力。“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即智的实质是明白仁义的道理而不背离。智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对仁义的深刻理解和坚守。孟子认为，智是人们能够正确判断和选择道德行为的能力，是实现仁和义的重要条件。智者应能辨别是非，坚持正确的道德行为，不因外界诱惑而动摇。正如《孟子·公孙丑上》所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说明，仁义礼智的实现，离不开内心的道德自觉与判断力。
第三，礼是规范与节制。“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即礼的实质是对仁义进行节制与修饰。在孟子的思想中，礼代表社会规范和礼仪，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同时，礼不仅是外在的行为规范，更是内在道德的体现。礼的作用在于使仁义的行为更加合乎社会规范，避免过度或失衡。例如，侍奉父母应有礼，顺从兄长也应有度，不能一味迁就或放纵。正如《礼记·祭义》所言：“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这说明，礼是对仁和义的具体化，礼是将仁义落实到具体行为中的重要手段，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
第四，乐是内心的愉悦与道德的升华。在孟子的思想中，乐，不仅仅指音乐，还是一种内心的和谐与快乐。乐的实质是乐于践行仁义，一旦内心充满仁义的快乐，就会产生无法抑制的喜悦，甚至手舞足蹈。这说明，道德实践不仅是外在的行为，更是内在情感的体现。乐不仅是对仁义的认同，乐更是人们在实现仁、义、智、礼之后所获得的内心满足和快乐，是道德实践的结果。
孟子将仁、义、智、礼、乐五种道德规范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强调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作用。仁与义是道德行为的起点，智是理解与坚持仁义的能力，礼是规范与节制仁义的方式，乐则是道德实践带来的精神愉悦。这种思想不仅体现了儒家伦理的系统性，也反映了道德实践的内在动力与情感基础。这不仅是对道德规范的深刻阐述，也是对道德实践的生动描绘。通过这些道德实践，孟子希望能够实现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即“仁政”，以此来改善当时的社会状况。
背景知识介绍
孝道的应用范围（节选）
传统中国的孝之道所规范的，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家庭关系，而是贯穿于社会伦理、政治秩序和国家的制度、法律当中。帝制国家运行成本中的一大部分都花在了官员的选任管理上面，而在官员的选任管理制度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针对官员本人，而是针对他的家族。简单概括，这些制度包括：
第一，恩荫制度。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可以凭借官位为子孙弟侄获得做官的资格。
第二，封赠制度。官员已故的父母、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可以获得荣誉性官衔和封号，仍然在世的母亲和妻子可以获得命妇的头衔，官员甚至可以把自己应得的品阶转赠给已故的父祖以示感激。
第三，近地荣亲。帝制中国的官僚任命，讲究的是避籍原则，一般而言，不允许在本地做官。因此，容许官员担任原籍的一把手就成了莫大的恩典。比如包拯曾经两次担任老家庐州的知州，韩琦也曾担任老家相州的知州。韩琦还为此修建了昼锦堂，以表衣锦还乡之荣耀。
第四，解官侍养。“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父母活到八十岁，家里必须留一个儿子，不能全出去做官；老寿星活到九十，所有儿子都得待在家里。这本来是《礼记·王制》所设想的理想状态，到晋代已经上升到国家法令，成了强制性规定。父母年纪还不到八十的，儿子如果愿意在家里服侍，也是受到社会舆论和制度鼓励的。比如宋代的包拯，考中进士之后，因为父母年事已高，不愿意离开老家跟他去外地工作，就在老家又待了十多年，直到两位老人家都入土为安，他服完丧服，才出去做官。
第五，三年之丧，这也是大家最熟悉的。父母过世，解官服三年丧。西汉已经有这个意识，但是并未实际推行，东汉曾经短期实行。晋代以后，三年丧制才开始稳定实行，并一直延续到清末。
恩荫、封赠、荣亲、侍养、服丧，帝制国家对官员孝思的照顾是无比周到的。但是，所有这些特权都是在制度规范之内的，公开透明，有章可循。在表面的特权之下，是儒家伦理所规定的道德原则——官员在服务朝廷国家的时候，他的身份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家族的孝子。
基于这一认识，朝廷国家就必须照顾官员的家族利益。而且，特权的背后还有对官员行为的严格约束。必须为父母服三年之丧，不然就是不孝，纵然一时权位得保，也未免身败名裂，比如明朝的张居正。和平时期，当行孝与履职发生矛盾时，行孝才是第一位的。唐代的皇甫无逸在四川做官，老母亲留守长安，不幸病逝，皇甫无逸因过度悲伤而死在了奔丧路上。可是，竟然还有人批评他入蜀不带着老太太：“子道未足，何得为孝？”
从孝道可以推演出约束皇帝的政治理论。举一个宋朝的例子，节度使在唐代为藩镇，在宋朝是地位尊崇、待遇优厚的荣誉头衔。大宦官王守忠自恃恩宠，向宋仁宗祈求节度使的头衔。宋仁宗耳朵根子软，就去跟大臣商量。大臣庞籍一席话就给怼回来了：从本朝建立以来，就没有宦官当节度使的先例。陛下是最孝顺的了，凡是事关祭祀文物跟宗庙，没有不战战兢兢、敬畏而慎重的，这件事关系到祖宗的典制法令，又怎么能破例呢？庞籍用来劝说仁宗的逻辑是：整个国家，包括法令制度，都是本朝列祖列宗的遗产；而陛下是孝子，谨守孝道，那么必须克制私欲，尽力维护法令制度。“朝廷的职位是祖宗的职位，不可以任非其人；国库钱物是祖宗之国库，不可以赏非其功；法令是祖宗的法令，不可以罚非其罪。”作为列祖列宗的孝子贤孙，当今皇帝必须谨守祖宗基业，“慎之重之，益自儆戒”，任人唯贤，不私自赏罚，尊重法令。这就是从孝道中推演出的政治原则，皇帝必须遵守。
在传统中国，孝从来都不只是私人德行，而是关系到伦理秩序、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原则。汉代察举举孝廉，以孝道的履行程度来选拔官员。今天的人可能会觉得没道理，要反问一句：孝道和行政能力之间有关系吗？但是在传统中国，“忠臣出孝子之门”，孝是忠的基础。“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所谓“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孝的精神融会贯通于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
现代人看古代，往往只见现象，不见现象之下的思想文化与制度规范。这就好像看池塘里的荷花，只见水面之上的亭亭玉立、映日红白，却不见水下的纵横交错，批评与赞美都停留于表面。传统如此，外来文明亦如此。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旧伦理剧烈冲突的时代，冲突就意味着进步的可能。但是，冲突本身并不直接导向进步，导向进步的是冲突之后的反思。
参考资料
《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赵冬梅，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月
《孟子新注新譯》，杨逢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