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 文责自负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出生在大巴山深处的一个贫困农家。19岁那年的秋天，当军人梦沦为遗憾的泪滴的时候，我攥着一纸高中毕业证书，成了临村的一名代课教师。
开学那天，天刚麻麻亮我背着铺盖和煮饭的铁罐去了学校。在简短的教师会议上，负责学校工作的老师安排我教四年级，因为学校没有多余的老师，更没有专业的音体美教师，一间教室，一个老师，所有课程一肩挑。
八十年代藏在群山深处的学堂，多由民房、祠堂和庙宇改建而成。 四年级教室是一间低矮破旧没被拆完的农家正房，左右两边用6根树棒支撑着，正房门旁边的木格子小窗用薄膜钉得死死的，失去了作用。教室内3面不合缝的柴块子墙壁，一道道指头宽的裂缝横七竖八，像老人脸上的皱纹，刻满岁月的沧桑。三块木板拼接在一起的黑板擦得斑驳陆离，写字的时候，粉笔吱吱作响，那声音像是知识在低吟浅唱，在简陋的教室里回荡。
我把教室后面的一个角用来堆放扫帚和撮箕，另一个角用几块木板隔起来煮饭，教室里的长条木桌不仅是孩子们求知时的课桌，还是我深夜备课和批改作业的办公桌，也是我晚上睡觉的床板。八十年代的山区青年，高考落榜、当兵无门便意味着命运的定格。当上代课教师，手中紧握的不仅是粉笔，更是想做一辈子教师的初心。能自制的教具自己制作，无法制作的自掏腰包购置；明知家庭困难的学生是读一天算一天的，还要默默为他们垫付书学费。一个学期还未结束，代课那点报酬用完了，就回家背粮食拿泡菜，哪怕兜里没有一分钱，哪怕一天吃两顿饭，滚烫的初心都不曾降温，用心教书、用情育人，再苦再累也满心踏实。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不合格的教师，白天教学生，晚上向老教师学习教材教法，还参加函授自我提升。在教室里，我与孩子们之间建立了一种默契与和谐，宽严相济，彼此尊重，共同进步。两年后同学们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初中，我也跟着去初中班代语文课。在初中班代课，看似光鲜亮丽，实则是与父母分家后的小家庭裹着寒酸与窘迫。我站在讲台前，把课文背得滚瓜烂熟，作文课上想尽各种办法让文字焕发生机，可月底攥着三十块的代课金时，所有的意气风发被柴米油盐绊住了脚步。
八十年代后期的大山里本就度日艰难，一旦结婚分家独立门户，难处更是成倍叠加。我三十元的代课工资，先要刨去伙食费、理发和抽烟，剩下的应付家里油盐酱醋的零碎，还要攒着怕孩子生疮患病。在那捉襟见肘的日子里，连笑容都带着几分苦涩与无奈。我最怕秋天到来，秋天虽然是收获的季节，但也是催缴提留统筹的渡劫时刻。催收队看到家徒四壁，就跑来学校找我，磨破嘴皮，留下的是一年的辛酸和还不完的旧债。
现实的无情让我无法再撑下去的时候，听说自家村里那所被群山包围的一师一校，没有老师愿意去上课。我找到了校长，说出自己愿意去的理由后，校长说：“你教书没得说，你的家庭困难我们不知道，学校这个清水衙门即使知道了，也无能为力。你要求回村里代课，学校支持你，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
高山小学学生人数虽不足40人，却是三个不同的教学年级。我把教室前后放两块黑板，采取动静结合的方法给三个年级的孩子上课。早上八点半到校，一直忙碌到下午五点多，一整天除去课间短短十分钟休息，没有煮饭吃饭的时间，更没有片刻午休休整，满满当当九节课，一个年级讲完，下一个年级的孩童又等候在前，话语连绵不断，往复传道授业解惑。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守候，守住了深山孩子心中最珍贵的求学微光。
大山的日子清贫又枯燥，在那三级复式的教室里一站就是十年，粉笔灰染白了我的黑发，拿着三十多元的代课金，凭着一腔热忱送走了一批又一批走出大山的孩子，把我最好的青春、最鲜活的年华，奉献给了家乡教育。当我熬到将近四十岁，深耕讲台半生，早已把教书育人活成了一生的执念与归宿时，一纸代课教师“没有转正名额，全部辞退”的政策骤然落下。
乡上建议代课教师放下教鞭走进民心，做一个乡村振兴的带头人。村上要启用本事平平有私情关系的人，一步一步来慢慢培养，他们认为踏实本分的人，不会这山望着那山高。官场如戏场，虚伪与腐败无处不在，我深感厌恶，我是一个除却三尺讲台，偏爱一方沃土耕耘岁月的人，只希望村上按照中央政策，对土地进行“大稳定，小调整”。把那些一个人耕种三四个人的土地，调剂一部分给四五个人只耕种一个人土地的家庭，让每个村民都有田耕、都有饭吃。我相信守着田地踏实耕种，依托山林稳步发展，一定能在广袤的大地上闯出另一番天地。
我一家四口有三个人没有土地！ 土地是生命的基础，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辞退代课教师的那两年村社不但没有调整土地，层层加码的三提八统还继续按人头分摊，人平四五百元的上缴款是压垮我家的最后一根稻草。半生扎根群山，把所有的筹码都投入了赌局，托举了无数山里娃走出大山，结果自己却输得一败涂地。我在山里长大，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刻着我的童年和青年，却没有一分属于妻子和孩子们的土地。家乡有熟悉的山水，却没有包容我的温柔；有血脉相连的亲人，却没有让我吃饱穿暖的生活。我努力过、期盼过，最后只换来一声疲惫和债台高筑。为扛起一家人的生计，为托举孩子的前程，我带着妻儿不得不去寻找能谋生追梦的他乡。
辗转漂泊，步履匆匆，我们在陌生的人海里奔波，在无数个城市里走走停停，尝尽异地孤独，熬过无人问津的艰难，最后是成都这座城市接纳了我们满身风尘的一家人。孩子们顺利走进了学校，得到了更好的教育和成长环境，我们夫妻也找到了干苦力的工作。带着孩子在城市里谋生，虽然除去房租剩不下多少钱，但是衣食安稳，孩子读书不用发愁。在成都生活几年，发了工资还没捂热乎，转眼一半就进了房东的口袋，成都的房租永远比工资涨得快。汶川地震那一年，我们一家人又来到了如诗如画的郫都区三道堰。
既然选择了远方，就不敢停下脚步。一切安顿好后，我们就开始四处找活儿。一天下午在茶馆喝茶，聊到三道堰找不到活干时，一当地老者说：“都江堰的两大支流——徐堰河、柏条河纵贯三道堰镇域全境。徐堰河是西南地区最大的自来水供水基地，作为成都市饮用水源头，整条流域严守生态红线，没有厂矿企业入驻，在这适合养老的地方哪去找务工的活？”旁边一中年人接过话茬说：“居住在三道堰来的外地人，要改变思路，把打工思维转变为做生意的思维。”
一口茶下肚中年人又说：“三道堰古镇充分利用几字形的柏条河水资源，依河建镇，居民、商市分布于河的东西、南北两侧，筑成了枕水而眠，依河而居的居家环境。这里不仅有诗与远方，更有触手可及的生活烟火气，越来越多的退休游客在这里放慢脚步，选择旅居养老，来三道堰居住的外地人比当地人多得多，人多的地方最好做生意，打工只是生存，创业才是生活，要勇敢迈出打工的那一步。”
一句话的点拨，胜过千言万语的劝解与安慰，我萌生了摆地摊的念头。三道堰农贸市场有两个，两个偌大的市场，竟无一处空闲，就连偏僻的卡卡角角，都支起了摊位，每一寸空间都被生计填满。几个茶友听说我想摆地摊找不到摊位，他们找到市场管理人员，愣是给我这个外地人移出了一个小摊位。几个当地的茶友不仅时常光顾支持我们，还热心四处帮我们拓展客源，在他们的温情相助下，地摊上的生意越做越顺、越来越好。我们是何其有幸，能在异地他乡遇到贵人暖心相助，消除了漂泊的心酸，让我们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
我们在市场里做生意几载，结识了不少的新朋旧友，“汽车下乡”的那一年，一些本地摊主对我们说：“你一个有文化的男人跟着来摆地摊，多少有点埋没自身才华；去挂靠驾校当个驾驶教练，不仅赚钱多一些，还能传授安全行车之道，规范大众出行，以一己之力造福社会。”我总是笑着对他们说：“在家乡有这个机遇，我肯定会考虑，出门在外还是要三思而后行。”“怕啥？万事开头难，我们几个给你扎起。”围过来的摊主们都这样说。
听人劝，得一半。我当上教练教的第一批学员，不是劝我者的子女，就是他们的亲戚。他们拿到驾驶证后，当初劝我的人更是大张旗鼓地四处宣传：“王教练是一个坚守初心，恪守底线的好教练。”来找我学车的人不只是三道堰的，周边乡镇上都有很多慕名前来学车的。执教十年，不但让几百上千学员持证启程，我也因这份职业撑起一家人踏实美满的生活，孩子们也顺利读完大学。
三十年前在家乡谋生处处艰难，无奈携全家走出大山，去过通江、巴中、成都，最后来到郫都区三道堰。他们不问你来自何方，落脚便是邻里，用真诚接纳在此谋生的每一个外地人。是三道堰的好心人伸出援手，帮扶我们安家立业。孩子们大学毕业，以人才引进落户郫都，我们通过挂靠子女的方式也成了郫都三道堰人。如今，我们赏着三道堰的月光，过着三道堰的年俗，适应三道堰的民俗与文化，心底不再漂泊，三道堰古镇，早已成为我们心中真正的故乡。
我把最好的青春献给家乡教育，到头来连最基本、最起码的耕者有其田都不给满足，半生付出，一世心酸。自从来到郫都区三道堰，原本漂泊的心变得安分、安宁起来。父母去天堂后，原乡已不再是归途，而是一段被封存的记忆。梦里也很少出现我的第一故乡，连那条回老家的路都长满了荒草，醒来的时候都不想去拔开，怕惊扰了那份早已变质的宁静。
郫都区三道堰将我们一次次漂泊流离的苦楚，化作温暖归途的星光。让我们在失意落寞之时，依旧坚韧如石，心有归处，岁岁安稳。感谢，三道堰赐我们安身之所，感恩，这方水土的温柔滋养！郫都区的三道堰，无论天晴还是下雨，都有着说不出的诗意，我爱郫都三道堰，爱您有家的味道、也有水的灵魂。三道堰，您是我们此生永恒的故乡，我愿终老于此，长眠于此。
百年之后，请孩子们把我最后一把灰埋进三道堰的树下，融于泥土滋养草木，回馈这片收留我们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