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对铁路一点儿都不陌生。当更加偏远的山区孩子还在幻想能否看看火车见见世面时，我天天跨过铁路，数着一趟趟疾驰而过的绿皮车。

铁道旁的孩子们，对着火车，远远地招手，像老朋友一样的打招呼；追着火车来一段百米冲刺，像儿时的玩伴一样。

火车充满童年的记忆，火车铺满童年的画纸。作文里面出现次数最多的外界事物就数火车了。不管什么样的作文，孩子们能跟跟火车扯上关系。我就记得自己瞎编过一篇“我最钦佩的人”的文章，写的是一位火车司机。可是，火车司机什么样，怎么样开火车，我压根儿就没见过，仍然写得有模有样：高大的火车司机屹立着，握紧方向盘，像驾驶一条巨龙一样，游走在铁轨上。

铁路，对大人们来说，是另一番不一样的营生。
陇海线，是西北重要的一条铁路运输线路，最西北边上的物资（煤炭、棉花、瓜果、石油）都从这条干线上输送到东南地区。

毗邻这条干线的小村庄，除了在黄土高坡种点土豆、麦子，没什么物产。更何况，都是靠天吃饭，有没有收成，都是老天说了算。山上几乎没有植被，少的可怜的河流都干涸成一条麻绳。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但是，老家的山贫瘠到露出了苍白的脊梁，一层层的黄沙土留不住水分，滋养不了植物的根系。

于是，人们慢慢延伸出了另外一种营生，“靠铁路”。

每当煤车叮铛咣啷驶进小站，它们只是停歇一下，加点水，补充点能量，暂停最多不会超过十五分钟。而在这十五分钟，一场惊心动魄的“游击战”展开了。

埋伏在车站两边山头的人们，左边挎着背篓，右边提着编织袋，眼神紧盯着缓缓进站的煤车。一声口哨，两边的山头窜出十来号人手，身形矫健地跳到煤车上。车还没停稳当，他们的背篓已经填满了煤块。

原先在车站周围“散步”的闲人立马改头换面，接应煤车上扔下来的煤袋子和背篓。

有的车厢外面已经搭了人梯，上上下下好几波人，像流水线似的装满整袋子的煤，一袋一袋如同蚂蚁搬家似的被运走。沿途还是大大小小、远远近近各种据点，煤被分装，被搬运，没一会儿功夫就销声匿迹。

直到站台的哨声响起，巡警提着棍子赶过来，车上的人跃身一跳，摔在地上打个滚，兜里的煤快丢出来，捡起来没命地跑起来。有的来不及跳下来，直接藏在煤堆里，等着货车开动，中途伺机而动。

每一场“游击战”后，铁路沿线散落着煤块，家里没有劳动力的人们，拎着篮子一一捡起，哪怕一丁点儿煤渣都不放过。

有人开玩笑说，那时的人们都是铁道游击队的。哪家还没两下偷煤的本领？

小时候，我最恨大人去偷煤。如果哪天早上想来没有早餐，没人给我梳头，我就气得直跺脚。背着书包，拿起梳子，我直奔小站的方向。

看着一个个背着背篓转运煤的大人，气氛紧张慌乱，我却哭着喊大人，还要佝偻着身子探头去看，压在沉甸甸的背篓下面的人，是不是那张熟悉的面孔。一旦被我找到，我没好气地躲着脚，要求给我梳头，完全不顾大人气喘吁吁、慌忙赶路的样子。

好几次，大人像乞求似的喊我快去上学，快躲开，可我就是不听，挡着去路，耽搁了运煤的紧要关头。好几次，我被大人的巴掌盖过来，顶着鸡窝似的头发，哭着跑到学校。

直到妈妈受不了，抓住我的头发，像剪羊毛似的齐根剪断，我的头发就再也没长过，短得分不清男女。头发毁了我的形象，我害怕被别人看，胆怯地缩在角落，捂着耳朵躲开追赶在后面的一声声“假小子、小寸头”。

我从课本上学到，大人干的事情是不对的，偷东西是犯法的。当我像普法人员一样铮铮有词地跟大人讲理时，大人不屑一顾。要是我倔强地坚持，大人丢下一句：你别吃饭了，炉子里的煤不干净。

那时，“靠铁路吃铁路”，物资极度匮乏的生活就在胆战心惊的追捕和偷窃中维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