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弗洛伊德在1912年的《移情动力学》中提到，倾听的合适姿态是：不刻意注意任何东西，而是保持“均匀悬浮注意”（evenly hovering attention）倾听所有资料。
“他仅仅是听，而不必在意记住了什么”。
单就“听”而言，弗洛伊德的倾听姿态无可挑剔，让言者的潜意识信息来抓住分析师，侵入到分析师的内在感受空间，而不是先入为主地对材料进行选择，听到的只是分析师自己想要知道或者已经知道的东西。
比昂的“无欲无忆”也是继承于此。
不过，弗洛伊德要倾听的动力性潜意识，是病人的内在客体如何投射到分析师这块白屏上的移情性内容，当分析师不在被倾听的范畴内时，弗洛伊德的倾听就成了“一只耳”的倾听。
更为可惜的是，弗洛伊德的倾听和诠释发生了悖论，随性超然的倾听姿态所收集的资料恰恰被限定在本能驱力的元心理学中，所以，常常会爆出“恋父”的暴力诠释。
二
在科胡特的共情式倾听姿态中，分析师“替代性内省”地去感受病人的主观世界，情感的和思想的。“把分析师的脚放到病人的鞋子里去感受病人的感受”。
然而关系分析师们批评共情式倾听是“另一只耳”的倾听，与经典姿态相反，它只关注病人从分析师那里获得了什么。分析师作为人的主体性被排斥在了病人的主观世界之外，只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和经典分析师的命运不分伯仲。
Modell(1986)说到，“共情有个Kohut没有认识到的黑暗面，不断共情的分析师可能会严重阻碍病人自己的创造力量。”
诚然经典理论和自体心理学虽然都是把分析师的影响最小化，但是在倾听姿态上却各执一端，经典理论认为问题似乎都是病人的问题，分析师只是日间残余无足轻重，而自体心理学的人文情怀却没有把分析师囊括在内，分析师只是一架共情机器，共情失败只是分析师的问题！
这同样损伤了病人应该肩负的成长责任，分析师被锁定在“慈母”的位置要不断供给病人自体客体体验的奶水。在这样的姿态下，病人和分析师都丧失了作为一个人而全然存在的能力。
科胡特认为，共情首先是对自体客体需要的共情，诠释是对自体客体移情的诠释。科胡特虽然提出关系破裂-修复带来的转变性内化对自体重建的内隐作用，然而这种转化却是由诠释来完成的，显然，这个互动维度并没有被构建成熟。
三
在以解离为理论和临床基础的关系精神分析中，人格是一种解离型人格，由多个具有自体叙事、记忆构造、知觉现实以与他人联结风格的自体状态组成，并且在发展中，形成了一种紧密的身份感，即一种有着多个自体却感觉是一个自体的感觉。而任何创伤性的内容都会被解离，并且为了预防创伤的重复，会导致某个自体状态防御性的建立和解离。
在关系精神分析的框架下，倾听首先是一种互动式倾听，病人和分析师彼此都需要被听见。
而我们重点倾听的是病人自体状态的变化，整体上是否是连续的、紧密的、随机应变的？某种自体状态是否是僵化固着的？某个自体状态是否跟分析师特别配合，实际上却在构建一个“伪生命体”？是否忽视了某个一直在呐喊的被解离的自体状态？是否在诞生一个新的自体状态，一个全新的自体身份？
解离的本质是自体避免痛苦的自我麻痹，是自体知觉的丧失。
因而解离的内容只能被感觉却无法被觉知，所谓“未经思考的已知”，所以这些被解离的能量、情绪、感受只能行动化地活现在病人和分析师的互动之中，或者唤起分析师的情绪感受、具身到分析师的身体感受。
在行动化的投射性认同中，满足、包容、共情和诠释都是对病人解离的否认，唯有参与到病人的体验中。
那么诠释如何在行动化中工作呢？
诠释作为一种言语符号化的行为，在创伤未经充分体验的情况下，会将咨询从实在界带离到符号界，使得情感和体验之流被打破和异化，甚至变成分析师主体性对病人主体性的强迫。
而只有创伤体验在感觉安全的关系中以行动化的方式展开，并感觉不会再此遭遇打击的前提下，诠释才得以可能。
知觉领域只有在与分析师上演的戏剧化剧情中被充分体验，诠释才得以可能，至此，僵化的意识状态被解冻，进入到更为成熟的自体叙事的加工阶段，多个自体的心理现实才能在言语符号化中连接起来。
参考《让我看见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