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自网络
腊月的风刮过华北平原，已经变温润了许多，像一把钝了的小刀，割在脸上已经不觉得疼，却带着一股子透骨的凉。熬过三十儿夜里那阵震耳欲聋的鞭炮声，这年也就算是过完了。窗外的天灰蒙蒙的，楼下的积雪边缘在融化，看着倒比鞭炮炸开的红纸屑更显冷清。我坐在沙发上发怔，手里望着茶几上的瓜子花生干果，心里头没了小时候那种沉甸甸的盼头。是年味儿淡了？还是人老了，心就容易空荡？说不清楚，只觉得眼前这风平浪静的年景，总缺着点什么，缺着小时候那种能让心怦怦跳的仪式感，缺着一家人围着灶台忙忙碌碌的烟火气。
刚有些许记忆时，看到家里人的忙碌，还有些不知所措，只知道跟在哥哥身后瞎忽嗒。当自己从小学寒假作业中穿插的小知识点详细了解了年的由来后，才煞有介事地假装自己知道了很多，真真正正的过起年来。
人这一辈子，好像就是在跟回忆较劲。小时候盼着长大，盼着从穿新衣、领压岁钱的孩童，变成能撑起家的大人；真到了这年纪，又总爱往回瞅，瞅那些跟着哥哥身后瞎转悠的日子，瞅那本挂在墙上、被我们叫作“白扯儿”的日历。那日历是64开大小的薄本子，纸脆得像晒干的杨树叶，上面的字印得格外大，生怕人看不清似的。别人家的“白扯儿”，扯下来的纸页都被大人卷了旱烟，烟雾缭绕里，日子就跟着一页页烧没了；我家没人抽烟，母亲就把翻过的页子往上折，墙上定个钉子吊个铁夹子夹住，整整齐齐的，像给日子系了个绳，怕它跑太快。
其实农村人儿过年并不止三十儿和初一这两天，跨度之长超乎你的想像。从一进腊月一直过完二月初二啃完猪头，这年才算真真正正过完。新闻联播说过了正月十五年也就过完了是个别地方，我家那儿就不是。
“白扯儿”上的字大多是黑的，只有周六日以及端午、中秋和除夕这几天，印着红彤彤的字，像黑夜里点着的小灯笼。那时候还没有五一、十一的长假，日子过得慢，也过得实在。一进腊月，我就天天盯着那本日历，盼着能早点着见除夕那页红。终于等不及，偷偷把除夕那页的角折了个大角，红通通的一角翘在外边儿，像个招手的小旗子。从那天起，我就成了日历的“常客”，一有空就搬个小板凳，踩在上面翻着数：“还有十五天，还有十四天……”指尖把中间的纸页摸得发黑发卷，母亲见了总笑着骂：“你这孩子，是把日子都摸薄了哟。”可她不知道，我摸的不是纸页，是心里头那股子按捺不住的盼头——盼着杀猪时的热闹，盼着母亲做的豆腐，盼着衣服上的补丁能少两块，更盼着能拿到那两元“巨款”压岁钱，攥在手里能暖半天。
图片来自网络
那时候的孩子，对年的期待是刻在骨子里的。平时顿顿离不开粗粮，咸菜干、玉米饼子嚼得腮帮子疼，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白花花的馒头，喝上飘着油花的肉汤；平时衣服总是哥哥穿短穿旧了给弟弟，袖口磨破了就缝块袜桩补丁，只有过年，母亲才会扯块新布，求人裁了衣服样子，踩着缝纫机给我们做一身新衣裳。这些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事，在当时，就是我们整个冬天的念想。
喝过腊八粥，年就真的近了。母亲常说：“过了腊八就是年，忙年忙年，都忙起来才行。”她这话像个信号，一说完，家里就像上了弦的钟，一下子转了起来。父亲是个比较沉默的人，不爱干屋里的细活，就扛起那把双刃镐，去房西头的木头垛找活计。腊月的日头短，早上起来，木头垛上还挂着白霜，父亲哈着白气，把冻得硬邦邦的木头疙瘩一个个拖到菜园中间的空地上。那空地宽敞，阳光能照大半天，父亲就站在暖阳里，眯着眼瞅木头的纹理——劈柴是个技术活，得找准纹路，不然再大的力气也白搭。
我总爱蹲在旁边看父亲劈柴。可父亲总要把我赶得远远的，说是怕劈柴崩起来伤到我。他总是巧妙地寻个角度或是支点先把木头疙瘩竖在地上，围着它端详几下，然后镐头举过头顶，手臂上的肌肉绷得像块硬邦邦的石头。咔嚓一声，镐头抡下去，木头裂开一道缝，父亲脚踩住木头，双手用力压镐把，镐头顺着缝再一撬，“哗啦”就分成了两半。有时候遇上特别硬的木头，镐头刃劈下去只留下个白印，父亲就皱着眉，围着木头转两圈，找个结疤少的地方，再憋足了劲往下劈。不一会儿，他额头上就冒了汗，解开棉袄的领扣，热气从脖子里冒出来，在冷空气中凝成一小团白雾。等劈完一堆柴，他的棉袄后背已经湿透了，贴在身上，风一吹，很快又冻成硬邦邦的一层。等天暖和点，湿棉衣干了，就留下一圈圈白花花的印子，那是汗里的盐渍，像给棉袄绣了朵不规则的花。
来自网络
那些劈好的柴，被父亲码在西墙根下，整整齐齐的，像一排小柱子。母亲说，这是“硬柴”，平时舍不得烧，要留到做豆腐、蒸年糕、年三十儿蒸馒头的时候用。平时做饭，只能烧些秸秆碎草、玉米芯子之类的“软柴”，火不旺，做饭得慢腾腾地熬。我总盼着能烧“硬柴”，因为硬柴烧起来“噼啪”响，火苗蹿得高，锅里的水很快就能烧开，蒸出来的馒头也带着股木头的香。
父亲劈柴的时候，母亲就开始了屋里屋外的忙碌。她的眼里的活儿像永远也做不完，从天亮忙到天黑，脚步轻快得像一阵风。腊月里的水凉得刺骨，母亲却要蹲在灶台边，把一家人的衣服、被褥单、门窗帘都浆洗一遍。大铁盆里装满水，撒上洗衣粉，母亲的手泡在水里，不一会儿就冻得发白。我见过她的手，冬天里总裂着小口，有的地方还渗着血，她就找块旧布条缠上，继续搓衣服。搓衣板被她用得“嘎吱嘎吱”响，泡沫顺着盆沿往下流，在地上积成一小滩，阳光照上去，闪着细碎的光。
浆洗完衣服，母亲又开始收拾屋子。我们家是里外三间的土坯房，墙皮有些地方已经剥落，露出里面的黄土。木头门窗缝大，风一吹，尘土就往里钻，犄角旮旯里容易积层灰。母亲拿着笤帚，从里屋扫到外屋，连房梁上的蜘蛛网都不放过。她个子不高，够不到房梁，就搬个小板凳站上去，踮着脚，胳膊伸得笔直。扫帚挥动时，灰尘簌簌往下掉，落在她的头发上、肩膀上，她也不拍，只顾着把每个角落都扫干净。有时候我想帮她，她就笑着把我推开：“你这毛手毛脚的，别把东西碰倒了，去跟你哥他们扫院子吧。”
图片来自网络
院子里的活，就落在我和两个哥哥身上。我们仨拿着扫帚，从当院扫到菜园，再扫到房前屋后。冬天的院子里，落满了杨树叶、杨树枝，还有被风吹来的沙土。我们先把树叶草棍扫成一堆，装到筐里，抬到院西的沟里；再用木板车把墙角的沙土推出去。那木板车比我们哥仨都高，大哥在前面拉，我和二哥在后面推，车轱辘碾过冻硬的地面，“咯噔咯噔”响。有时候沙土装多了，车推不动，我们就喊着号子，使出浑身的劲，脸憋得通红。两天下来，院子扫得干干净净，连一片树叶都找不到，母亲见了，笑着说：“这院子干净得没有一根草棍了。”
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