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乾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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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对待金钱财富的态度很奇怪。一面是尊崇，笃信“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信条，另一面又蔑视，说“金钱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这种对立又统一的矛盾态度持续了几千年。
古人对金钱的态度不但事关面子，更关乎人格高下。比如红楼梦里的贾雨村，明明穷到寄人篱下，连赶考的盘缠都发愁，但面对甄士隐的慷慨封银以赠还要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恐怕太客套了有辱读书人的尊严。
这其实也怪不得贾雨村。古代中国人遵循的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儒家训示。读书人怎么可以看重金钱呢？那是下等人的品格与追求。
贾宝玉也把追求功名的人讽为“禄蠹”，把劝自己求取功名的薛宝钗的话当作“混账话”。
在这种观念下，金钱有了一个颇为不雅的外号——“阿堵物”。
典出《世说新语 规箴第十》：南北朝名士王夷甫（即王衍）“雅尚玄远”，为人清高，从不提“钱”字。他的妻子想试试他，就趁他睡熟时让婢女拿钱把床围起来。王夷甫醒来后气得连叫婢女“举却阿堵物”。
“阿堵物”简单来说就是“那东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把那玩意儿拿开！清高如许，到连钱字都不愿出口的地步，可见钱财在他眼里是如何不堪。
因为讨厌钱，不提钱字。
而有人炫富时则以糟蹋钱为荣。
这里又有一个大家熟悉的典故，是西晋的王凯和石崇斗富的故事。这俩人为了比赛谁更富有，一个用糖水洗锅；一个就用石蜡当柴烧；一个用红石脂抹墙；一个就用香料和泥；一个用丝绸做了40里的步障；一个就做它50里回击……
这意思，谁糟蹋的钱多就说明谁更富裕。他们无疑是爱钱的，否则不会巧取豪夺积累下富可敌国的财富。然而，爱的最终结果却是用来糟蹋。
就整个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来说，一向有“士农工商”的说法。商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下的。
你看看红楼梦里豪门的排位——
“贾史王薛”。
虽贵为皇商，银子像丰年的大雪一样纷飞，珍珠如土金如铁。但薛家在四大家族的排位却是最低的。
这里有个细节——
贾政一句话就“轻轻”为贾雨村谋了一个官职，而薛家为了抹平官司就得送上沉甸甸的银两。在古代，政治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富人再有钱也希望捐个一官半职。在一个讲究门第的社会里，只有门槛儿没有地位也是没有面子的事情。贾蓉的媳妇儿秦可卿要出殡，贾珍为了贾府面子上的光彩，就花了大把银子为其子捐了一个虚职。再说，财富需要政治地位作为保护伞才够安全。
古典文学作品里，财主富人往往是不仁不义的典型。作者往往不惜笔墨把他们悭吝贪财的丑态表现到淋漓尽致，也把豪杰们的仗义疏财表达到栩栩如生。仿佛钱财就是拿来糟蹋才是正理，捂着钱袋子的要么不是好人，要么起码看起来不像好人。
水浒传里把一个善于经营、一表人才的商人西门庆写成泼皮无赖，而一个个杀人越货的土匪都是视金钱如粪土的英雄。为了表现他们的重义轻财，把银子像石头一样的撒。鲁达救金翠莲时，打虎将李忠就因为抖抖索索只勉强掏出二两银子而被鲁达鄙视。
这也难怪，财主们的钱是辛辛苦苦赚来的，牙缝里剔出来的。而土匪们的钱是偷来的，抢来的。不知其来之不易，当然不会珍惜。漫说豪杰强人，就算仙人品格的李白，如果不是朋友的慷慨资助和皇帝的赏赐，他何来把五花马和千金裘拿来兑酒的豪迈和“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底气？陶渊明固然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却不敢说这样的大话。他种过菊，接过地气。
红楼里的黛玉，打赏跑腿的小丫鬟佳蕙的动作是，随便抓了两把就给。至于那两把有多少钱，相信她是没有概念的。而小丫鬟得了这钱却第一时间找到可靠的人替她保管着。用宝玉的话说，管他将来如何，横竖只要不缺咱们吃喝玩儿乐的就成。而同为豪门小姐的宝钗却时常做女红到后半夜。在探春改革大观园而做相关收益分配时，还能够想着普通下人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
同为尊贵出身的宝钗黛，做法为何如此不同？
因为黛玉出身书香侯门，从小过得是衣食无忧的生活。从未见过人间疾苦的她才会在诗句里期盼着一场根本停不下来的大雪以安放她纷扬的诗意，根本无法体会农人心中焦苦。而膏粱子弟的宝玉更是身在象牙塔，只要今天还能吃到姐姐妹妹们嘴上的胭脂膏子，才不会懂得刘姥姥对于一道叫做茄鲞的菜需要十只鸡来配的感叹。
但宝钗对于薛家的钱是怎么来的她是清楚的。她从小跟着父亲走南闯北，知道生意场上的精打细算，也见识过人间除了鲜花着锦还有粗布麻衣。她也深知世事无常，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倘若某天大厦倾覆，针黹女红的手艺起码可以让基本的生活确保无虞。也因此她能够体察照顾到下人们的不易，照顾到他们的关切。这是商人骨子里未雨绸缪的大局意识和危机意识。
一部红楼，人们往往看到了大观园里才子佳人们的诗情画意，却忽略了大观园外还有另外一种人间真相。还有一些人为了生活在挣扎打拼着。
当贾珍为了儿媳的丧事要倾其所有时；当贾琏连油锅的钱都恨不得捞出来花掉；当贾赦用大把银子四处搜罗女人时，还有贾芸贾芹们为了一个差事巴巴儿的拆借着，打点着，奉承着。
当薛蟠整日花天酒地时，薛家的仆人张德辉却谋着自己的营生，做着他的小买卖。更有刘姥姥这样的贫苦人盼着一场春雨好下种，免得把尊严揣在裤腰里四处打秋风。
在那样一个奇特的社会，创造着财富的人或者小心翼翼或者两手空空，而掠夺并占有财富的人却贪得无厌、人心不足。还要口口声声来一句“阿堵物”。他们外表鄙弃着财富，却在内心钻营着如何获得更多财富。他们以掠夺和占有财富为荣，却把创富的制造者列为下等人。在这样的社会，不产生口是心非的人才是奇怪。
在这种奇怪的逻辑下，历史也会呈现出一个奇怪的面目来。
人人都称颂康熙大帝的文治武功，却不知道他连年的征讨早已掏空了大清的国库。自己得了盖世的荣誉走了，却把一个表面繁荣，内里千疮百孔的局面留给了雍正。而雍正呕心沥血多少年把自己累死才渐渐把虚胖的大清国补壮实了，给后来的乾隆打了个好家底。自己却背着千古的骂名，他的功绩，鲜有人提。
历史记住的是“康乾盛世”，属于中间的雍正的只有冷酷无情。
会赚钱、懂财政的皇帝不如会打仗会花钱的皇帝。
于百姓而言，祖上出了当大官的是件光耀门楣的事，可出过大富豪似乎就不怎么拿的出手。有时甚至还会因此被揪住小辫子，割掉小尾巴，成为世代抹不去的污点。
于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从官方到民间都不重视经商，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导致了后来的闭关锁国与全面落后。当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商人资本家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推动力时，我们的民族资本在高压下苟延残喘，海外贸易成了不可触碰的高压线。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之时，我们历史的车轮似乎戛然而止了。
于是，红楼里的大厦将倾已不可避免，而封建大厦的倾覆悄然酝酿已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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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管嘴上怎么说，人人心里还是认为钱是好东西。酒桌上可以抡着胳膊说，兄弟感情最珍贵，私下还是金钱最管用。
只是，历史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今天的时代，仿佛是一个三句话离开钱就是可耻的时代。朋友圈儿里发的是，某某比你有钱的人都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努力赚钱，而你却在北国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展望着诗与远方。
以前是开口不谈红楼梦、阅尽诗书也枉然。现在是开口不谈咋圈钱，猪不爱来狗也嫌。
下级官员管上级叫老板；基层干部说是为某某某打工；擦皮鞋的大妈也成了老板娘；小学班干部进行着权钱交易……
一夜之间似乎成了一个全民从商的时代。离了钱，人们很难找到共同话题。以前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在成了“有钱能使磨推鬼”。
一个奇怪的财富逻辑诞生并滋长了几千年，而从一个奇怪走向另一个奇怪，只用了几十年。三十几年前，一个叫迟志强的人唱着——
钞票，你这杀人不见血的刀……
三十年后，一个叫冷漠的人，因为没钱，自己的女人成了别人的小三儿……
为何会如此颠覆？
我的看法有两点——
1、穷怕了。
你看看红楼里的贾雨村，空有一肚子文墨，一腔抱负，就因为没钱就没法施展。但凡能过得去，他一个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怎么可能寄身在一座破庙里，乃至于让一个门子攥住过往的不堪；对喜欢的女子只能窥觑意淫；渴望得到帮助又有口难言；被人施以恩惠以后还得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假清高。
这样的贾雨村，一旦得势，必然变本加厉的把手中掌握的政治资源用来变现。他实在是穷怕了。
不得不说，贫穷对人是一种几乎不可治愈的伤害。而一旦一朝得势，人们首先想到的治愈的办法就是把丢了的面子用金钱重新捞起来，把矮下去的尊严垫高，高到让人仰视。
可这样就真的能够治愈吗？也许金钱能堵上流血的伤口，却永远抹不去刻在心上的那道道伤疤。那疤是胸口永远的痛，镇痛的办法只有用更多的金钱来掩盖。只是，结果往往是欲盖弥彰。
于是，贾雨村在为官不久后便大肆敛财。因此丢官复任以后还是依然如故。实在是因为贫穷的伤害不在肉身而在骨子里，却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刮骨疗伤的勇气。
“人民的名义”里的赵德汉和祁同伟都是穷怕了才贪婪。因为穷，人会缺钙，而缺了钙，膝盖就容易软，一个软的膝盖又如何挺拔在这个声色犬马的人世间？
历经近代百年贫困屈辱的国人真的穷怕了。到了新中国，又冷不丁来个三年自然灾害。面对饥饿与生死存亡的考验，面子和骨头能值几个钱？人活着才有希望。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已经摆脱了饥饿的困扰。可又有了新的烦恼。以前是大家一起穷，现在是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追差距越大。难免不让人焦苦。穷在身体上的饥饿能消灭肉体，而穷在精神上的饥饿却可以消灭精神。因为——
2、因为在一个缺乏规则或者规则可以被任意突破与践踏的社会。有时候什么都不管用，唯有钱管用。
在一个具有契约精神的文化背景下，在一个规则被良好执行的社会，人们的机会是均等的。公平正义是可以最大限度得以伸张的。于是，人们可以在同样的规则约束下发挥自己的能力与聪明才智，创造自己想要的财富与生活。人们对于金钱和财富的看法当然会更加趋于理性。
而当社会规则成了约束一部分人手脚的镣铐，却成为另一部分人掌握的优势资源时，社会价值观必然被打乱，金钱的价值必然得到异常的凸显。
还是先来看红楼。薛蟠打死人，抢走英莲，按规则当然是死罪。可结果呢？犯了案的薛蟠竟如无事一般大摇大摆的回家了。他的底气当然不是源于他打人的手段，而是他家有钱。有钱就可以摆平一切。不就是一条人命嘛，几百两银子而已。如果薛家没钱，借他薛蟠几个胆子他也不敢。你看，一遇到天不怕地不怕的柳湘莲，一顿拳脚下来他就怂了，叫爷爷都来不及。
有人因此指责冯渊的家人见钱眼开。可你想过没有，就算有一万个不甘又能如何？硬拼下去无非搭上更多的人命而已。对于薛蟠来说，再掏区区千把两银子，挖几个埋人的坑不是苍蝇蚊子的事情吗？
冯渊这样的还是普通老百姓。凤姐面对当朝官员，还不是动了一根手指头就压死了张金哥一对苦命鸳鸯，转手三千两银子到手。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你怎么抗争？
什么是规则？钱就是规则。
写出来的是给鱼肉们遵照的明规则，是不可逾越的红线。背后藏着的是刀俎们制定的潜规则。是鱼线——放长线钓大鱼的那种线。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样的规则本身就是由一部分人用来突破的。
关键时刻，你会发现你奉为神明的规则根本就是无用的，要命之时，求天告地都不如兜里装着沉甸甸的银子管用。于是，庙里的财神的香火永远比菩萨的香火旺。口里念着阿弥陀佛，香案供奉的却是关二爷。
在一个小学班干部都要贿选的年代，你无法去指责一个把金钱看得比命更重要的人。
于是“时间就是金钱”当然可以作为一个口号被喊得响亮；阿玛尼永远比n个代表吃香；科学发展观没有毁三观来得有力；中国梦自然没有坐在宝马里哭的梦更加生动具体。
还好，总还有明白人。
红楼里的秦可卿算一个。她早看透了贾家金玉其外下的败絮其中。她托梦给凤姐，可凤姐把这肺腑之言当成了耳旁风。
可你不能怪罪凤姐。因为可卿上天当神仙去了，她需要遵守的是仙界的规则，而凤姐依然需要在人间的规则下摸爬滚打。要想活得体面、有质量，就要规则有利于她，那么她只能做规则的参与制定者或者用金钱堆积出另一套潜规则。只有这样，她才能驾驭或者利用规则，而不至于被潜规则。
母蝗虫刘姥姥也算个明白人。
她经过王夫人的点化，果然在乡下置办地产，经营自己的小日子，把一副农家乐也搞得有声有色，后来还搞成了扶危济困的春秋大义。真不知彼时身陷囹圄的贾府纨绔子弟们作何感想。
宝钗和探春也是明白人。
只可惜，错原不在命运不济，只错在身为女儿身。
惜春倒也早早就悟了。
只可惜，她的船，渡过的也不过是她自己一人身。
钱可真是个好东西。
红楼里的四大家族有权有钱时，糊窗户纸都用的是“上用”的软烟罗。可一旦倒了霉，没了钱，锁住他们的却不是碧纱橱，而是铁镣铐。
红楼的女儿们有钱时可以在大观园里莺歌燕舞，没了钱只能陪着另一些有钱人在荡悠悠的画舫里飞短流长。
而现实里，多少如花女子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在共享单车上笑。曾经的“士农工商”俨然成了商士工农。讨论金钱再也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了，不谈金钱的人才活该寂寞。
只是，又有多少人能有秦可卿和刘姥姥的慧眼，能把这红尘一眼望穿？
也许，偶尔还会有人在酒桌上抡起胳膊说:
谈什么钱呢！？谈钱就俗了！
可转身心里却说：
没钱？没钱你装什么x？！
这样的情景剧一定还会继续演下去。
至于要演到什么时候？
谁知道呢……
后记——
之所以没有直接阐述我个人的金钱观，是因为不想做价值判断。在一个多元文明里，存在即合理。
只是觉得许多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的金钱观长期以来是扭曲的。这与儒释道长期影响有很大的关系，有些观念已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融入了我们的血液。我们的金钱观有其不健康不合理性，造成了我们精神世界的失衡，因此经常摇摆。钱就是钱，只代表某种价值的等量交换关系，它本身不是道德符号。但怎样去正确看待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我想应该是，金钱永远只能为我们的物质与精神世界服务，它是工具，只能被我们驾驭，而不是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