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月亮与六便士》，心情还是有些不平静，不平静之下，翻看北京有没有高更的展出，没有，就梵高吧，他割耳朵，总算跟高更沾点儿边，看艺术作品，如果没有故事，就像听天书一样，中华世纪坛有梵高的真迹展，号称百年不遇，不再犹豫的订了票。
听《月亮与六便士》，就像看《儒林外史》，前半部分接近中间的时候，快坚持不下去，前者流于英国小说里的心理描写，后者流于范进中举式的文人风情，没有艺术冲击力和欣赏之美，好像寒温带地区的游客走进一处热带雨林，起初被它茂盛的植被所吸引，最后，越往里走，越被这样密不透风的植被包裹的喘不过气，很想双手变成剪刀斩断植被，在寒温带粗狂的原野上狂奔。
这样的时候，我也就任由抽油烟机的隆隆声和洗衣机里的哗哗流水声淹没掉喜马拉雅里的声音，省去了那些细节刻画。还有一次，听着听着睡着了，醒来接着听，也没觉得漏掉了什么。可能，一两句话能说完的事儿，一场觉还没说完吧。小说家，你这是在凑字数吗？你得有多大的创作激情，才能使你不吝在虚构的角色上挥毫泼墨，喋喋不休的交代这些人物的对话，揣摩他们的心理，呈现事情的来龙去脉？
所以，吴敬梓们和毛姆们都是令人佩服的，或许写小说是一门生计，作家就像其他的手艺人一样要掌握这门生计的技能，一两句话说完，怎能成其为一本书。除非你是经得起事实推敲的预言家，或是一字千金的明医，不然谁会重金来买你的一两句话呢？这门生计和评书大鼓一样，也要靠嘴皮子和一支妙笔吧。由此，我也不该对小说家太多苛求。
或许小说里的大量的重复描写，焉不知是为了后面的蓬勃爆发呢？欲擒故纵，像说书人埋雷一样，也是一个写作的技巧吧，我不可把小说艺术想得太高雅了，也不可把作家捧得太高了。
但我喜欢杜拉斯《情人》里的写作，它没有细节，没有重复，或者说细节是为了作者的心情，文本始终是和作者真实跳跃的想法和心情相伴随的，你不会淹没于文本，而只会和作者的心情和想法一起起伏。作者抚琴，或缓或急，读者的心弦，如此这般的被拨动。读完《情人》，除了越南殖民地上法国女人和中国男人，我说不上什么更多的情节、人物、故事，但我的心弦迟迟不肯停歇，这就是艺术的力量吧，它持续的、经久不息的拨动了人的心弦。
但读《月亮与六便士》，虽然未让我领略小说的艺术，却让我窥见了绘画的艺术，艺术家的心理。它可能就在小说结尾，高更尸体的恶臭与辉煌的壁画的强烈对比中。虽然，我做不了高更，抛夫弃子到被世人遗忘的太平洋小岛野居，但，我至少可以做一个选择不被各种聚会所内卷的隐居者，一个内心丰富、状态时好时坏的家庭主妇。如果说，辞去对一个女人来说还算体面的工作，选择做家庭主妇是一个主动的离群索居的选择，那么抛弃掉各种全职太太的茶话会，是一名艺术家的勇敢进步，是的，我脚未出门的又迈出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