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怎么来把这样一种价值认知落到“用”的层面，来指导商业实践呢？这个部分，我们如果对《道德经》的这一章换一种理解方式，或许就更清晰了。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另一层理解就是：凡是人为刻意所谓美与善，当以为美时，却同时树立了丑与恶的否定一面。问题是，凡夫俗子凭着什么标准来确认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又凭什么来切割一体两面，固化美丑？被绝对化为负面评价的部分，真得是负面的吗？
对于这一点，不止是老子抱持这种观点。《论语》中有这么一段，子路拯溺而受牛以谢。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也。子贡赎人而不受金于府。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这说的是什么典故呢？当时，鲁国的法令规定，鲁国的人被掳掠到其他诸侯国做了仆人甚至奴隶，如果有人能够将他们赎回，就可以到国家的府库去报销赎金。有一次，子贡在诸侯那里赎回了鲁国人，基于个人道德要求，也就是所谓的做好事不求回报，没去府库领赎金。孔子说：“端木赐（子贡）做错了，圣人做事，可以凭借它移风易俗。他的教导可以在老百姓当中实行，而不是只适合于自己的行为。如今鲁国富裕的人少而贫困的人多，有几个人能拿自己的钱去赎回鲁国人呢？领取了府库里的赎金，无损子贡行为的正当性，而不去取赎金，却树立了过高的道德标准，这样以后就不会再有人去赎回鲁国人了。”另一次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那个人送了一头牛作为回报，子路收下了这头牛。孔子十分高兴地说：“做好事有好的回报，今后鲁国一定会有更多愿意拯救落水者的人。”
这段故事，正说明了追求真善美在实践中复杂性与有限性。明代的袁黄对此就评价说，用凡人的眼光来看这两件事，子贡不取赏钱，似乎胜于子路接受别人的牛。而孔子却肯定了子路而贬斥子贡，从这里可以看出，评价一个人做的事是不是好事，不能只看眼前和个人情况，而应看到长远和天下。庄子的评价就更不客气了，“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也就是道与术的本质区别。
如果从佛教角度来说，就更有意思了。有这么个小故事，苏东坡与一个法名佛印的和尚是好朋友，有一天，他们一起打坐，苏东坡问佛印：“大师，你看我坐姿如何?”佛印说：“我看你的坐姿，很像佛祖。”苏东坡这时就调皮了，跟佛印开玩笑说：“我看师父的坐姿，倒是活像一堆牛粪。”佛印和尚既不生气也不反驳，只是微微一笑。苏东坡自以为占了便宜，也很是开心。回家后，苏东坡把这事告诉了他的妹妹。他妹妹却说：“哥哥，这一节是你输了。佛印大师心中有佛，所以由内观外，看你也是如来。你心中是一团牛粪，所以看到别人也是一团牛粪。每个人看到的外在形象，其实都是他内心的投影！”
商道之难，同样在此。个人所信奉所追求的，是否真的如我们所想的一般就是绝对真理？就如当下，一些阶段性创业成功者所推崇的互联网思维的葵花宝典，真的就“挥刀自宫，必定成功”吗？比如同为互联网思维组成部分的平台思维与生态圈战略，如果仔细推敲，我们就会发现，这两种套路在逻辑上其实是存在冲突的。平台之所以能够成其为平台，本质上就是借助于互联网开放、自由、点对点无限连接的特质，而实现资源、数据、通路的汇集，而生态圈所追求的却是针对某些客群打造具垄断性的闭环。平台的价值在于以中心化挤压中间环节，而生态圈在某种程度上却是垄断中间环节。实际上，互联网思维可以说是一个很生动的案例，说明了一种思潮、理论在时空分布上的有限性，时过境迁则易。
因此，形成什么样的价值观，以及企业目标、愿景、方向的设定，显然应该放弃一些自己预先设定的条条框框、先行立场，而要从一个更高的历史维度，更具客观性地来思考其中蕴含着哪些本质和趋势上的要素。而这些要素的运动轨迹，可以通过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来做一个更清晰的认知，就如掌上观纹一般。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