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建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关键词：秦兵马俑一号坑，直线管理，兵器协作，指令传达

摘要：军队组织形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概念，是军队战斗力形成的关键，更是军队自我训练的基础，其表现为军队直线管理、兵器作战模式和指令传达等形式。通过梳理秦兵马俑一号坑的出土器物的位置，结合两周秦汉时期文献资料，阐述秦代军队的各类关系。

军队组织形态是军事运筹学中的概念[1]，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军队直线管理模式，各兵器之间的协作组合关系，以及指令纵横向传达的综合性概念。军事组织形态的若干细节与《管子·兵法》《吴子·治兵》《吴子·料敌》《尉缭子·伍制令》《尉缭子·兵教上》《尉缭子·兵教下》《尉缭子·勒卒令》《尉缭子·踵军令》《尉缭子·政权》《尉缭子·制谈》《商君书·境内》《墨子·号令》《墨子·旗帜》《孙膑兵法·十问》《孙膑兵法·八阵》《吕氏春秋·简选》等文献中的记载相符，故利用该概念来分析秦兵马俑一号坑军队的各类关系。

秦兵马俑一号坑[2]呈东西向的长方形，方向为南偏东83度，长230、宽62米，面积为14260平米，共布20*20探方27个（图一）。四边各有5个斜坡门道，东西门道内有南北长57.25米，东西宽3.45米的开间，东开间内有陶俑；两端开间内有11条过洞，1号和11号为陶俑组合，2—10号过洞为数量不等的陶俑、木质车马组合，俑坑本体则是地下土木结构坑道式的大型建筑。本文利用考古发掘中，陶俑的位置、木质车和陶马的位置，推测整个俑坑的车马位置关系图（图二）。目前秦兵马俑一号坑共清理11个探方，为T1、T2、T10~T13、T19~T23，涉及俑坑的东部开间、G1~G11，出土陶俑2200余件，木质车25辆，陶马约100件，各类兵器40000余件[3]。

一、直线管理

直线管理指的是军队中利用冠、服饰等鲜明标识来完成上下级之间管理的模式。《商君书·境内》“军爵自一级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士”[4]，就是典型的直线管理模式。结合两周秦汉文献，服冠制度是古代军队等级高低的重要参照，《礼记·士冠礼》记载了男子成人的标准就是要加三次冠，且要更换三种不同的衣服，衣服是随冠的变化而变化的[5]。冠是现实中身份和地位的体现，而秦兵马俑一号坑的陶俑级别可通过冠服确定。

戴冠俑的行政职权大于不戴冠的俑，戴鹖冠的高于戴长冠的。鹖冠俑、旗和鼓都围绕木制车马出现，展现的是最小单元内的军队直线管理模式（图三）。根据有无冠的形制可将陶俑分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头戴鹖冠，这类陶俑的冠基本相同，出土位置均在木车的后侧，差异是陶俑有无铠甲。铠甲者为身穿双重长襦，外披鱼鳞甲，双肩无披膊，甲的周边彩绘几何形图案花纹，T2G2：97、T10G5：15。无铠甲的轻装者身穿交领右衽双重长襦，腰际束带，T1G3:15、T19G9:13。

第二级头戴长冠，这类陶俑的冠基本相同，出土位置不同。根据有无铠甲可分为两型，重装长冠俑和轻装长冠俑。重装长冠俑，根据铠甲样式的不同可分三小型，一类身着齐膝长襦，腰间束带，外面穿铠甲只有前胸甲，无背甲及披膊，前胸甲上有两条背带十字相交系结于背后。甲衣的周边及背带上有几何形的彩绘图案花纹，如T19G10:14、T10G7:14、T1G2:14。二类身穿齐膝长襦，外穿铠甲，双肩没有护肩的披膊，这类俑从双手作揽绳状，可判断为“御手俑”，如T1G2:13、T2G2:98、T20G10:98。三类身穿交领右衽长襦，外穿铠甲，胫缚护腿，如T1G3:13、T19G10:13、T1G2:27、T19G10:24、T1G4:43、T19G8:41、T1G2:86、T19G9:3、T19G10:25、T1G4:44、T19G8:37、T1G3:12、T19K:139、T19G8:42、T1G4:33、T19G10:17、T2G2:89。轻装长冠俑，上穿交领右衽长襦，腰束革带，胫缚护腿，如T1K:72、T20G11:16。戴长冠的轻装俑分布在东部开间的南北两侧，如T1K:72、T20G11:16；戴长冠的重装俑则分布在车马的后侧三排以及下一辆马车的前方三排中，这种分布为军队组织形态中的直线管理模式提供了资料。

图一 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布方图

第三级介帻、圆髻和扁髻俑。根据有无铠甲可份为轻装和重装两型，这类陶俑数量最多分布也最广，级别大致为同一级别，差异仅在武器组合上。轻装俑所处位置在东部开间前三排、G1和G11的前25排，G2、G7、G10的前三排，G4和G8前8排，少量的分布在其余过洞步兵组合中，但从陶俑的手势可判断其手持兵器的种类。重装俑分布在G1和G11的26排后，G3、G5、G9的前三排，G4和G8的8排之后。

结合图三分析，戴鹖冠的级别高于戴长冠，而戴长冠高于不戴冠的，鹖冠俑数量少，年龄长，级别应最高，而戴长冠的级别相同，仅有兵种协作技能的差异。在木质车的左侧，基本都是戴长冠的御手俑，其主要的职能是驾车；而右侧或者队尾戴长冠的陶俑，数量也比不戴冠的少，兵器是长短兵器两类，且个别身边出土青铜剑。

陶俑衣着可分为铠甲的重装俑和不着铠甲的轻装俑两大类，且重装俑的数量远远多于轻装俑，这种差异是作战方式的不同。重装俑是跟在车马后冲锋，轻装陶俑是在车马前远程射杀。有无戴冠则是被认为有级别差异，这种差异体就是上下级的直线管理模式。介帻、圆髻和扁髻俑没有等级上的区别，只是生活等风俗习惯上的不同。

图二 模拟复原车马兵俑组合图

 图三  一号坑鹖冠、轻装俑

二、兵器协作

兵器协作是战斗力的体现，不同兵器之间的先后使用顺序，是战争的作战模式的体现。“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6]，是对兵器协作的描述。一号坑的作战模式，是远程、车战、长短兵器组合的动态协作关系，在真实的战争中会随着实际情况发生变化。

在训练时以某种兵器为主，其他兵器为辅的模式展开训练，单元与单元之间组成一定规模的编制团体，团体之间的兵器相互保护，共同杀敌。兵器协作就是利用远程、长兵器、短兵器之间的组合关系，在战场上相互保护，形成最小作战单元。这种作战最小单元的组合是军队组成的基础，无数个作战小单元通过执行不同的任务，可以组合衍生出多样的组合阵型。

秦兵马俑一号坑东端五个探方出土青铜器铍、戟、戈、矛等长兵器；剑、金钩等短兵器；弓、弩等远程攻击兵器；马车前方的盾牌等防御兵器。由于俑坑后期受到人为扰动，以及竹木质的腐朽和焚烧，很多长兵器仅残留下铜镦、铜錞等长兵器的末端；而短兵器的剑也残留下剑首、剑格、剑琕、剑璏等部件；远程兵器的弓弩、箭箙等残留也不完整，但其位置与陶俑结合也能反映最小作战单元的情况。

兵器协作简单的是位置最近的两个陶俑的兵器协作，复杂的协作是不同的两类兵器在一个小区域内的协作，这种协作单元不受人数限制。而是相连区域内，根据作战任务的不同，组成攻击和防御的最小作战单元。弓弩是俑坑中出土数量最多，位置最为集中的作战单元。

俑坑出土弓弩最密集的区域为东部开间的三排轻装步兵俑，T1G1和T19G11的前25列的轻装步兵俑，以及G2、G3、G5、G7、G9、G10等木质战车后从第三列开始，截止倒数第二列结束的中间两排数量不等的重装步兵俑周围。东部开间三列共204件陶俑，伴出的兵器铜剑4，剑的残部件22，金钩2，铜矛1，铜錞6件，弓弩痕迹52处，铜弩机40件，成束的铜箭镞71箙，零散铜镞4130支，约合41箙。弓弩T10K:0059位于106俑脚踏板南侧；T19K:0079位于140号俑前。T19G11出土的弓弩痕迹较为集中，T19G11:00140位于4号俑后，T19G11:00141位于5号俑的右侧，T19G11:00142位于6号俑附近，T19G11:00143位于9号俑的前方。

长兵器的组合呈三人或者三人以上的模式出现，且均排在每个过洞4列陶俑中的最左侧。铍出土在T2G2、T2G3、T19G9、T19G10等过洞中的马车的前、后两方的左侧，其前边为远程攻击的弓弩、后边为短兵器剑。铍T2G2:37出在5号与6号俑之间、T2G2:38出在10俑的南、T2G2:39出在22号俑的南、T2G2:44出在31号俑南，组成同类兵器的作战单元。铍T2G3:5出在11号俑后、T2G3:7出在24号俑后、T2G3:10出在33号与34号俑之间；T2G3:12号出在46号俑的腿中、T2G3:40出在19号俑的脚踏板、T2G3:102出在73号俑南，组成一个作战单元。铍T20G9:46出在1号俑南，T20G9:68号出在4号俑前边，T20G9:25出在44号俑后等组成一个作战单元。除铍外，周围还有很多铜镦出现，而铜镦普遍认为是长兵器的末端的金属部分。

长矛数量不多，但出土位置相对清楚。长矛位于木质马车后的第一排的中间部。T2G3:13位于46号俑的腿中；T10G7:13位于46号俑旁边。戟位于木质马车前的后三排右侧。T10G6:16位于17、18和19号俑前；T10G6:17位于13、14、15和16号俑的足前。这两类兵器基本在马车周围或者4列陶俑的右侧，从使用角度，方便追随马车向前冲刺。

短兵器的组合呈三人或者三人以上的模式出现，基本位于弓弩之后，被铍、矛和戟等长兵器保护。剑在东部开间、G1和G11中呈点状分布，在兵俑中的地位相对较高，其后侧为重装陶俑，而在其他过洞中，完全处于被持远程和长兵器的陶俑保护。出土位置相对清晰，剑T2G1:88位于18号俑的左侧、T2G1:89位于24号俑的左侧、T2G1:90位于23号俑的左侧、T2G1:91位于28号俑的左侧、T2G1:93位于21号俑的左侧，组成一个佩剑单元。T19G8:103位于12号俑的左侧、T19G8:109位于13号俑的左侧、T19G8:111位于31号俑的左侧、T10G7:53位于34号俑的左侧、T10G7:54位于44号俑的左侧，也是一个作战单元。

金钩出土2件，位于东部开间第二排轻装兵俑的南北两端。T1K:0177位于1号俑左前方；T19K:0235位于70号俑的左前方。短兵器的剑和金钩都便于近距离的格斗，多集中在远程兵器与长兵器之间，同样被持长兵器的陶俑保护，但在冲散对方军阵后，短兵器在长兵器的保护下，对抵抗的敌方伤残人员进行清理式的刺杀。

由于短兵器是在战争的后段使用，少量持短兵器的人员同时也手持弓弩，如剑T2G1:0287、0291和T2G2:0403，均出土于轻装步兵俑的左侧，这些俑左手作按剑状，右手作提弓状；金钩T19K：0235出于70号俑的右侧，69号俑的左侧。此俑右手提弓，左侧有金钩。这种组合关系在兵器出土位置示意图有所反映[7]，正是陶俑与兵器协作的体现。

三、指令传达

指令传达是在战斗过程中，针对战场形势，利用通讯工具传达不同的作战指令，而旗、鼓、金（钟）等就是指令传达工具。“金、鼓、铃、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则进，重鼓则击。金之则止，重金则退。铃，传令也。旗，麾之左则左，麾之右则右”[8]，“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9]等组成的秦代军队的指令传达系统[10]。

在《武经七书》中指出，练兵最首要的就是熟悉旗、鼓、金等的作用，然后才是使用兵器。作为统帅通过旗语将任务下达给次一级的作战群体，从而产生执行任务群体的主次与前后差异，而次一级统帅在得到上一级命令后，利用鼓语或者金（钟）指挥作战群体执行任务前进或者后退的指令。只有指令纵横向传达，才能使军队形成行之有效的作战能力。

旗、鼓、金的位置虽有扰动，但基本都出土在马车的周围。以往研究不太关注这类传达指令的器物，往往把金（甬钟）归到车马器中，而鼓则只剩圆圈痕迹。木质马车的位置及分布是分析旗、鼓、金（钟）位置的基础，从一号坑已经发掘的情况来看，马车是有规律的，11个过洞的马车两两对应，呈“X”状分布。

一号坑基本上是以G6为中心轴，陶俑左右两两对应分布，木质马车在过洞中错落有致地拉开距离。G1和G11均为两列侧翼部队，没有木质马车的痕迹，其狭窄的空间也不足放置木质马车，故这两个过洞未见旗、鼓、金（钟）的遗迹。G2和G10、G3和G9、G4和G8、G5和G7内的木质马车出土位置基本以G6为中心左右对称。总之，G6、G4和G8的木质马车数量最少，出土的木质马车位置几乎到了整个过洞的中部偏后侧，且从发掘的情况看，这3个过洞没有旗、鼓、金（钟）的痕迹。

由于有机质的易腐朽性，旗几乎没有实物出土。在清理T19G10第二辆木马车后半部时，出土过旗杆顶及布料或者皮质的痕迹。在右服马的肚下，距砖铺面13厘米的淤土层中出土一圆形骨质管，长4.8、外径2.5、壁厚0.7厘米，前端加工成三个尖，安装在其北边的朽木痕迹上。此朽木北侧压于一道长25、宽5厘米的赭色漆皮下，现长18、宽2.5厘米，呈圆筒状。同类的三个尖骨器出土较少，且连接朽木有圆筒状的卷痕，疑为旗杆前的盖帽。在左服马的尾巴北侧，有一道布纹痕迹，布纹黑色纹饰，纹饰粗细如帆布，布纹似菱形，布纹残存长度14，宽2.5厘米。盖帽和残黑色步两者即有可能组成G10的行军旗，其车左的陶俑也右手呈拿旗状，左手平放，有靠车的迹象。

鼓的情况与旗大致相同，但由于鼓腐朽后细淤泥的填充，3个直径3~4厘米围绕直径在60厘米左右的圆形痕迹，可判断为鼓的遗迹。类似的直径相仿的圆形痕迹，由于没有3个铜环的存在，暂不认为其为鼓的痕迹。鼓T1G3:2号在G3第一辆木质马车车舆的左后方，上有褐色漆与彩绘花纹；T10G5:6在G5第一辆木质马车后半部的左前方，在其前方出土甬钟一枚；T19G9:4在G9第一木质马车的车舆右前方，且在左前方发现甬钟一枚；T2G2:7在G2第二辆马车的车舆右前方。

金（钟）保存的情况是最完好的，受后期的人为扰动，甬钟的数量较少。目前一号坑共出土甬钟4件，出土位置均在木质马车的后半部。标本T19G9:01302号甬钟出土在G9第一辆木质马车后半部分偏前；甬钟T10G5:01252出土在G5第一辆木质马车后半部偏前；T11G5:08出土在G5第二或者第四辆木质马车后半部偏前（后五方资料整理出两个甬钟，分别位于第二和第四辆马车后半部偏前）。

四、军队组织形态讨论

秦代的“军队组织形态”必须放到两周秦汉时期的历史背景中去讨论。秦代军队直线管理体现在“军爵自一级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士”[11]三个层面，对应秦兵马俑一号坑中鹖冠、长冠和介帻、圆髻和扁髻俑三个级别。鹖冠以上为将校级别，长冠对应的为徒，百夫长以下及驾车的御手俑，其余为操士。鹖冠者附近都会有一面鼓，可指挥上百人的军队。

俑坑中戴不戴冠是等级差异的表现。戴鹖冠的陶俑，年龄都大于其周边的陶俑，且身着的铠甲做工、以及着锦的纹饰都好于戴长冠的。着铠甲与不着铠甲没有等级上的差异，只是兵种功能上的差异，重装鹖冠俑距离重装步兵近，利用木质马车指挥重装步兵；轻装鹖冠俑距离轻装步兵近，其利用木质马车指挥轻装步兵，这两种俑的两旁分别有戴长冠的御手俑、击鼓或者执旗俑。戴长冠着不同的铠甲，只是职能上的差异，没有等级上的区别。

兵器组合的方面则体现在“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12]。“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13]。不戴冠的陶俑差异性在手持的兵器上，最前方和两边的不戴冠陶俑手持的是远程攻击兵器弓弩，木质马车后边的陶俑亦是。远程攻击性兵器后边及其两侧多使用长兵器，长兵器之后是短兵器，短兵器的数量相对其他两类兵器而言数量相对较少，部分持短兵器的陶俑也持远程攻击兵器弓弩。在静态下的陶俑看似没有作战能力，甚至让持远程攻击性兵器的轻装步兵俑冲在最前边（前三排），这是迷惑敌人的假象。当作战指令发出后，静态的作战模式会瞬间变成动态的，作战指令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从作战速度上讲，步兵的冲击力肯定不如马车，而旗、鼓、金（钟）等依托在马车上迅速前行。当上一级统帅利用旗语给发出进攻的指令，最先发动进攻的是需要距离的远程攻击阵型，也就是俑坑最东边开间的轻装步兵，轻装步兵不需要冲刺，而是弓弩式的远程射击。其次才是左侧或者右侧对步兵组合发出进攻指令，次一级统帅利用鼓语发出进攻的命令，这时进攻的重点是马车的冲刺，有鼓的马车开始负责冲刺，其目的是冲乱对方的阵型。然后才是持有长兵器的重装步兵对冲散的敌军进行攻击，长兵器的目的就是避免与对手纠缠，直接刺死或者刺伤，这个时候马车后边数量不等的重装步兵开始寻找敌军作战能力较强的力量，进行毁灭性打击。最后短兵器在长兵器的掩护下，对伤残对手的进行清理战场式的战斗。

“旗，麾之左则左，麾之右则右”可见旗是指挥左右进攻的关键；“鼓之则进，重鼓则击”；“鼓之，前如雷霆，动如风雨，莫敢当其前，莫敢蹑其后”[14]，可见鼓是进攻的重点。金（钟）声是退兵的信号，“金之则止，重金则退”[15]。“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陷行乱阵”[16]，“三鼓同，则将、帅、伯其一心也”[17]，这三个层面中最低的鼓就是“伯鼓”，帅鼓指挥将鼓，将鼓指挥伯鼓，而伯鼓则是百人长管理最小组织所使用之鼓。“鼓失次者有诛，讙哗者有诛，不听金、鼓，铃，旗而动者有诛”[18]是军队指挥系统的体现，而俑坑中鼓的最小单位是百人，是陶俑根据持有兵器组成人数不等的最小作战单元，指挥最小作战单元的指令器物是伯鼓。

军队组织形态是为适应战争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综合能力。对士兵的训练则是完成战争胜负的关键，是战术方面的需要，而没有扰动前的秦兵马俑一号坑就是展示静态的秦代军事组织形态。

原文发表于《考古与文物》2023年第5期

注释

[1] 熊武一.周家法主编.军事大辞典[M].长城出版社，2005：1340.

[2]a.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考古发掘队编著.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M].文物出版社，1988：46-142.b刘占成、邵文斌等.秦兵马俑一号坑后五方遗物清理简报.华夏考古[J].2012（1）.c参见：王学理.1986发掘日记.王学理先生提供给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电子版资料.

[3] 袁仲一.秦兵马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M]，文物出版社，2014：77—211.

[4] 高亨注译.商君书注译[M].中华书局，1971：146—154.

[5]王文锦.礼记译解[M].中华书局，2001:939—942. 

[6] 骈宇骞，李解民，盛冬铃.武经七书[M].中华书局，2020：235.

[7] 同[2]a:298—299.

[8] 同[6]：394.

[9] 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上）[M].中华书局，2002：384.

[10] 邵文斌.秦兵马俑一号坑军队指挥系统初探[J].秦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秦俑学第七届年会[M].三秦出版社，2009.

[11] 同[4]：146—154

[12] 同[6]：165.

[13] 同[6]：235.

[14] 同[6]：383.

[15] 同[6]：394.

[16] 同[6]：293.

[17] 同[6]：384.

[18] 同[6]：385.

来源：考古与文物》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