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零二三年春，一日，吾以范仲淹之记为板，抒予之情。故予作文以书之。《岳阳楼记》其意为抒仲淹之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其手法妙极，语自然大观之湖，言气象万千之情，突出其真意，不可不谓真功夫也。
予观夫贞元胜状，在生命之态。盛万千，衔天地，生机四散，绿意盎然；朝放夜收，气象怡人。此则贞元之大观也，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吾觉此校生命之态之胜，不仅为物、为植，更为人。人之精神与之光辉，其生命姿态宛如新火，其生机、其内心，充盈至极。
若夫秋冬到世，阴晴不定，霜雪贸贸，冷气四散；花叶凋零，满目萧萧；观者大叹，感极悲凉。入斯校也，则有枉猥其身，满目沧沧，感昏暗者矣。
至若春和夏朗，上下一晴，万里无云；柳长栾盛，满目盛光；梧桐生叶，杏花烂烂，其姿态炸裂，心神乐极，向光而生，遇死不退。入斯校时，则有生态之兴，怡人之美，宠辱偕逝，其乐纷纷者矣。
嗟夫！予尝求仲淹之心志，或生命之态之为，何哉？万物凋于雪霜，唯有人独往来；居严冬腊月困难之时，则克其难；处暖春三月顺境时，则加以持之。如此，得以生机，得以向前。不讲忧乐之志，现谈学之态、学之方，如何成其态？如何成其方？其先修身定心，内有坚守也，后将其外推，是进亦儒，退亦道。子穷尽一生，坚守仁心，外推报国，天下人不容，时代不容，故子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坚定生机，持续向前，可谓真君子也。
仲淹之喜乐为国之盛朗，孔子之喜乐为天下大势相好，其向前之方向、境界、朝向，甚为高远，甚为伟之。如今，斯者已逝，天下仁人为谁？吾今并未见之。是吾不可辨；又或是仁人境界甚深，无人能抵；也或是仁后不愿推，世间不见其心。
何为仁与儒？其本质为何？吾浅薄，只得道出一二。向善，所为之事皆为善行；坚定，所为时心先定，类孝忠义之为皆善，类一生之寻皆定。良知驱动，理性行事，省己为人，善行一生，坚定一生。斯年早已逝，洪流涌过，沧桑尽去，秋寒又来。若想，向善向前，良知理性，目的自然不视为太重。一生之所以往，必有其心，以生之春秋寻天下之事，不可不谓君子、仁人志士者已。
旅人一生，千姿万态，困难重重；君子一生，千姿万态，阴晴多变；小人一生，故千姿万态，也烟消云散。活于世，已为奇事，却又所为何事？生而为人，吾思，吾为活真自己。故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情，故无“平天下”之志，甚无“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境，只含其真我，无他物。世间之物万千，吾为吾，他为他，其言论、境地、事物于吾而言，何伤？其忧乐也正在此，修性之时，其忧乐全然逝之矣。
此为吾之感，世间百态，立己，成己，外在之事又何伤？其忧乐之感，消散无影。
立己，活真我，创自然，其他之事与我何伤？无伤，亦向前追己，追渴望之己，续精神之灯火。遭难克之，遭险行之，充实内心，向善而行，立己达人。
时二零二三年四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