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人的故事Ⅲ | 绕过“迷思”，胜者长盛
《罗马人的故事3：胜者的迷思》金句：历史展示出“胜者必衰”的规律，所谓“迷思”，不是来自外敌，而完全源于自身。
█ 三组人物
一、格拉古兄弟时代
格拉古兄弟是公元前2世纪罗马共和国著名的政治家，平民派领袖，其中，哥哥叫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弟弟叫盖乌斯·格拉古。
说起格拉古兄弟的出身，不得不提他们的外祖父，那就是上一本书当中提到过的，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大败汉尼拔的罗马统帅——大西庇阿。
在西欧，当人们形容那些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都十分优越的孩子时，经常会说他们是“含着银汤匙出生”的。这个说法用来形容格拉古兄弟，再适合不过了。除了外祖父是鼎鼎大名的罗马将军大西庇阿，他们的祖父提比利乌斯也是罗马名将，而他们的父亲，同样是活跃于罗马政坛的知名政治家。
有意思的是，这两兄弟虽然出身于名门望族，在政治舞台上他们却坚定地站在了平民这一边。
在《罗马人的故事1》中我们讲过，在“凯尔特冲击”之后，罗马人意识到必须改变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关系，为此颁布了《李锡尼法》，确立了新的体制。也正是由于不同阶级的罗马人上下一心，团结对外，才最终取得了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胜利，使享誉世界战争史的迦太基名将汉尼拔俯首称臣。
但是，这听起来令人称道的一切，却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发生了改变。
首先，由于“汉尼拔战争”时期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很多重要事项需要随机应变，迅速决策，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决议的效率显然太低。于是，国政大权不断向元老院集中，包括外交权、人事权、司法权和军事权。
其次，以前罗马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平民与贵族争取政治权利平等的矛盾，而到了格拉古兄弟的时代，困扰罗马人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斗争，而斗争的核心在于土地分配。
公元前134年，29岁的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当选为护民官，这个官职顾名思义，其最主要的职责是保护平民的权益，它对元老院的决定拥有否决权。上任之后的提比利乌斯便迫不及待地提出了有关土地改革的法案《森普罗尼乌斯农地法》（简称《农地法》），主张改变富人过度占有国有土地的状况，并向穷人合理分配土地，这一法案规定了权力阶层租借国有土地的上限，要求将超过这一上限的部分退还给国家，国家根据退还土地的数量，支付补偿金，同时把收回的土地以租借的形式再分配给需要土地的农民。
提比利乌斯的改革思路很清晰，那就是：救助那些从农民沦落为无产者的人，给予他们土地，使他们重新成为自耕农。在救济失业者的同时，化解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健全罗马社会的中间阶层。他认为只有罗马公民中的中间阶层的经济基础牢固了，那么由以这些人为主体组成的罗马军队的质量才能提升。
但是，这一法案显然侵犯了元老院议员们的利益，将他们多占的土地收回国有无异于虎口夺食。于是，反对派们开始为改革设置种种障碍，他们拉拢了另一名护民官，鼓动他行使否决权，阻碍法案的实施。
但是，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决心要把改革进行到底，他鼓动拥护自己的平民，解除了对手的护民官职务。他在公开的演说中指出：“既然护民官忘记了维护平民的权利，平民们也就没有理由再维护他的护民官位置！”这番话得到了广大平民的响应，《农地法》最终在公民大会上以压倒性的多数获得通过。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农地改革已经演变成了公开反对元老院的行为。
为了使自己主导的改革不至于半途而废，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必须谋求获得连任。不幸的是，在护民官的选举大会上，正当提比利乌斯胜券在握时，元老院议员中的强硬派与他的支持者之间发生了冲突并且不断升级最终成为武斗，在混乱之中，提比利乌斯被当场杀死，另有300多名支持者倒在血泊之中。
发生在公元前133年的这场悲剧，成为此后持续百年的“罗马内乱”的开端。这100年对于罗马人来说，就是内斗的百年，罗马帝国也因此而元气大伤。此时，经历快速扩张迅速成为大国的罗马，显然已经成为了一个“病人”。而担任护民官只有7个月，年仅30岁的提比利乌斯·格拉古的殉职，把罗马的“疾病”暴露在了世人的面前。
为了安抚民众情绪，元老院表示：尽管提比利乌斯已死，但农地改革继续进行。然而，令人最为感慨的是，哥哥提比利乌斯去世9年后，格拉古兄弟当中的弟弟盖乌斯也当选为护民官，并且毅然决然地继承了哥哥的志向，肩负起继续推进改革的重任，最终却同样在罗马人的内斗中被杀死，两兄弟推动的农地改革也以失败告终。
历史上的改革，似乎总是伴随着激烈的冲突甚至流血。其实在企业当中也一样，推行一项改革，首先就会遇到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破坏，而固有的规范和行为习惯也会为改革带来巨大的阻力。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古罗马，我国历史上改革而不得善终的例子也很多，战国时秦国的商鞅力主改革（变法），其结果是惨遭车裂，也就是五马分尸；北宋的王安石贵为宰相，以“三不足”即“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大无畏的精神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最后的结局是罢官革职；到了清代，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的戊戌变法也是流满了戊戌六君子的鲜血而告结束。
罗马的兴盛，并非一个英雄之力，而是国家体制之功。有研究者认为，罗马在国家治理模式上，形成了不断试错不断完善的良性机制。但我们不得不说，这样以改革者的鲜血为代价的的试错，成本的确是无法承受之重！
此外，改革的时机也非常重要。回顾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我们也应当看到，他们在护民官职位上发动的改革，未免操之过急。实际上，提比利乌斯·格拉古担任护民官职位只有7个月，他的弟弟盖乌斯担任护民官也不过2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以这兄弟二人的能力、家族背景和民望，如果不急于求成，而是稳步推进，在渐进性改革过程当中争得执政官位置，或者执政官期满后隔几年再当上监察官，就会有更强大的能力推进改革，那么也许就会是另一番结局了。
在这一点上最好的反面例子就是当年强大的苏联，当初的世界“两极”之一，只因急于发起“骤变”式改革，结果一夕之间山河变色，国家分崩离析，由当初的超级大国迅速沦为如今的二流国家。而我国则顺应时代的变化，以渐进式、软着陆的办法，平稳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三十年间，无论是国家的软实力还是硬实力都得到了飞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
从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可以看到，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当改革成为必须时，时机和方法的选择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二、马略与苏拉时代
格拉古兄弟死后，罗马社会内部的斗争仍在继续，形成了所谓的贵族派和民主派。而元老院很快就针对格拉古兄弟的改革进行了反攻，宣布任何私人占有的意大利和行省公地都是私产，占有土地的面积和时间也不再受到任何限制。
这样一来，随着越来越多小农的破产，以平民小农为基础的罗马公民兵制度也随之瓦解，罗马兵源逐渐枯竭、军纪败坏、士气涣散，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危害最终在其后的朱古达战争中充分体现了出来。
当时罗马在非洲的主要敌人是努米底亚（大约相当于现在的阿尔及利亚）的国王朱古达，由于政治腐败和军队变质，罗马派往非洲远征的将领一再被收买，所以朱古达战争中屡次失利，接连打败仗。朱古达曾经鄙夷地说：“如果能找到买主，他们（指罗马远征军将领）甚至能卖掉这座城市。”
在这种情况下，马略出现了。盖乌斯·马略出生在罗马远郊的一座村镇里，父亲是一位破产骑士的后代。马略这个人的性格很复杂，他勤劳直率，却又吝啬凶残。在战场上，他作战勇敢，能够吃苦耐劳，因此迅速得到提拔。但是他并不满足。
当时，他在军中担任副将。为了迅速上位，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威望广泛制造舆论，让大家相信只有他才能胜利结束战争。而他果然在骑士和平民的支持下，被推选为公元前107年的执政官，并被授予在北非作战的全权。
出任执政官之后，马略立即着手招募新军、实行军制改革。
首先，将征兵制改为志愿兵制，这意味着罗马的兵役不再是公民的义务，而是成为了一种职业。应征前来当志愿兵的，大部分是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这样既缓解了失业问题，也意味着这些士兵可以长期使用。
其次，在军队中彻底消灭了根据资产划分的等级制度，淡化了罗马公民与各同盟国公民的区别。
最后，最高司令官可以根据需要增减军团数量，并且有权任命手下带兵的将官，大大增强了最高司令官的权力。
马略的军制改革让罗马军团的战斗力大为提升，但是，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因为，正是马略的军制改革，才让此后苏拉、庞培、凯撒这些独裁者的上位成为可能。
但话说回来，虽然马略的军制改革取得了成效，但是在短时间内结束朱古达战争显然没有那么容易。罗马人发现，要打败朱古达，首先要在外交上孤立朱古达。但是，平民出身的马略受教育程度很低，对学术毫无兴趣，甚至连当时西方通行的外交语言希腊语都不学。因此，他急需一个具备外交才能的助手。
于是，罗马史上的另一个重要人物登场了，那就是苏拉。
苏拉的祖上是名门望族，他不仅精通拉丁语，还能熟练使用希腊语。
罗马军与朱古达的战事处于拉锯状态，胜负不明，此时去敌方的营地谈判，是一件很危险的差事。但苏拉居然只身前往，他首先说服策反了毛里塔尼亚国王布克斯，摆下了鸿门宴，然后让布克斯派人给朱古达送去请柬，应邀前来赴宴的朱古达毫无防备，被当场拿下，戴着枷锁就交给了苏拉。
活捉朱古达的功劳很自然地就记到了苏拉的名下，马略当然很不爽。于是，两人之间有了矛盾，而这也为日后的罗马内战埋下了隐患。
此后，苏拉在南方战场屡建军功，并当选为执政官，取得了军队的指挥权。
而马略虽然凭借击退日耳曼人获得了巨大声望，但在国内的民主运动中，却屡屡受挫，威望一落千丈，甚至一度退出政治舞台。
但是，不甘于寂寞的马略，在对荣誉和权力的渴望的驱使下，决定和苏拉争夺指挥权，他利用骑士、平民、新公民和老兵的拥戴，在保民宫卢福斯控制的一支号称“元老院反对者”的武装强行通过法案，夺取了苏拉的指挥权，并开始了对苏拉支持者的大清洗。
苏拉逃离罗马回到自己的军队中，并且率军进攻罗马——罗马的军队竟然攻击自己的城市，这在罗马的历史上绝对是第一次。从这里开始，罗马内战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次内战中，马略战败，他和自己的拥戴者被定为“国贼”，遭到追杀，被迫逃往非洲。苏拉成功地完成了一次政变。公元前88年的发生的这次事件，成为罗马人用武力夺取罗马的第一个先例。
值得一提的是，苏拉夺下罗马后，虽然也进行了残酷的政治屠杀，却也能审时度势不全盘否定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很多法律，并让更多的上层阶级获得权力，从而稳固自己的统治。最最令人佩服的是，在完成了自己一连串的改革后，就辞下了独裁官的职务，并搬出罗马。这份胸怀和魄力，以及对权力的毫无贪恋，恐怕只有美国的缔造者乔治·华盛顿可与之媲美。
三、庞培时代
在苏拉之后崛起的，是苏拉的一位肱骨之臣——庞培。
庞培出生在罗马城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罗马的杰出统帅，受父亲的影响，庞培从小酷爱军事，17岁时就随父亲一起出战，并继承了父亲的政治野心。
庞培是一个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善于投机钻营的人。他意识到只有追随苏拉才能飞黄腾达，于是招兵买马，利用父亲的影响力招募了一个军团。当苏拉杀回罗马发动内战时，年仅23岁的庞培率领着自费组建的3个军团前来助战，令苏拉大喜过望。
凭借军事上的天赋，庞培很快得到了苏拉的赏识。为了密切与苏拉的关系，巩固自己的地位，他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和苏拉的女儿结婚。苏拉死后，他为了更好地巩固和恺撒的关系，在年近50岁时竟然又娶了恺撒的女儿、年仅14岁的尤利娅。
在苏拉和马略发动的内战中，年轻的庞培被派去追剿马略的余党，当他圆满完成任务回到罗马时，还不足25岁。苏拉为了压制庞培的势力，在战后不久就命令庞培解散军队。但是，庞培不但拒绝解散军队，而且还率领着军队出现在罗马城门外，要求苏拉给自己举行“凯旋式”。
要知道，庞培的这一举动非常狂妄。首先，他违抗了苏拉的指令；其次，按照当时的罗马法，只有立下巨大战功的执政官、行政长官才能获得“凯旋式”的荣誉，而庞培当时并没有担任公职。面对苏拉的警告，庞培说了一句更为狂妄的话：“崇拜初升太阳的人要多于崇拜落日的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我庞培就是初升的太阳，尽管没有公职，但是我立下的战功已经配得上“凯旋式”的荣耀；如果你苏拉不答应我的要求，那么，你或许就会成为落日。
最终，苏拉迫于无奈，破例为庞培举行了非洲之战的“凯旋式”。
公元前78年，苏拉病死，长期以来对苏拉心怀不满的政治力量开始进行反扑，以当年执政官雷必达为首的“反苏拉派”试图瓦解苏拉建立起来的种种体制，要求召回被苏拉流放国外的人士，对于被苏拉整肃的所有牺牲者，应当归还他们被国家没收的土地。
但是，和反苏拉派相比，苏拉体系在当时显然占了上风。很快，元老院宣布雷必达为祖国公敌，并且派庞培进行镇压，结果当然是庞培轻易取胜。而庞培也凭借着在军事上的才能，逐步获得了罗马的绝对军事指挥权。
而让罗马人想不到的是，此时在维护“苏拉体制”的战斗中立下大功的庞培，却最终成为“苏拉体制”坍塌的重要推手。原因很简单：庞培想当执政官，而根据苏拉定下的制度，庞培却根本没有资格。
根据苏拉定下的制度，只有年满42岁、有过1年财务检察官经验、8年元老院议员经验，并且在法务官、行省总督任上历练过的罗马公民，才有资格被选为执政官。而庞培不仅年龄不够，甚至连财务检察官、元老院议员等等经验都没有，想当上执政官几乎不可能。苏拉是一个独裁者，但他却设置这一系列的障碍来防止独裁。从这一点上，苏拉算得上是一个清醒的政治家。
然而，苏拉死后，软弱的元老院根本没有办法阻止庞培。既然庞培当年能让苏拉破例为自己举行“凯旋式”，那么，他就完全有能力强迫元老院服从自己的意志。面对不具备候选人资格的庞培，元老院的议员们除了装模作样地质询一番、演出一场闹剧以外，什么也做不了。终于，在公元前71年召开的公民大会上，庞培当选为执政官。
但是，庞培的独断专行的强硬作风很自然地引起了元老院的忌惮。
公元前62年，当庞培从东方凯旋归来，元老院却没有立即给他举行凯旋式，而是推迟到了第二年的8月；并且，元老院还拒绝了庞培在东方给老兵分土地的要求，这让庞培极为不满，他开始和元老院对抗。公元前60年，庞培和恺撒以及骑士派领袖克拉苏秘密结盟，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前三头同盟”。经三头同盟的活动，庞培在东方的措施得到批准。
就在同一年，恺撒当选为执政官。然而，在恺撒当选后将近半年的时间里，元老院竟然还不知道“三头政治”的存在。在接下来的7年里，恺撒、庞培、克拉苏轮流出任罗马执政官，直至克拉苏在战争中败亡。因此，在此期间，罗马的政治大权实际上始终掌握在他们三个人手中。
“三头政治”是罗马从共和制向帝制过渡的开始。克拉苏战死后，庞培和恺撒之间的矛盾也迅速激化。公元前49年，新的内战拉开大幕，庞培在开战的第二年兵败被杀。“前三头同盟”以恺撒建立独裁统治而告终。所以，很多学者也认为：由元老院所主导的罗马共和政体，正是因“三头政治”的出现而开始崩坏。
回顾罗马从共和制走向帝制的过程，战争、内乱以及不同人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制度的建立，与一个制度的坍塌，往往是由许多微妙的变化促成的。与此类似，从创业到守业，甚至一家大企业从盛极一时走向衰落，往往也包含了许许多多偶然的因素。因此，危机意识，对于“胜者”而言，始终不可或缺，对于一个清醒成熟的政治领袖或者一个睿智的企业家，居安思危永远是高悬头上的警钟。正如我们前不久刚刚读过的一本书《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在书中，华为总裁任正非面对高速增长的华为事业和风云变幻的市场，他看到的不是成绩而是无数巨头的倒下和离开乔布斯之后，苹果的后劲不足；当华为的产品出现问题而企业高管应对不力时，他没有像许多“护犊子”的家长般的企业创始人一样护短，而是公开点名批评，并时刻提醒华为人要永远牢记“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的企业精神。
█ 结论
从格拉古兄弟时代、马略与苏拉的时代，再到庞培时代，这100多年间，罗马的内战似乎从未停息过。真的是应了汉尼拔的预言：无论多么强大的国家，都不可能保持长久的国泰民安。
即使没有来自外敌的威胁，也会出现产生于内部的敌人。
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本《罗马人的故事3》以“胜者的迷思”作为标题，所谓“迷思”，并不是来自外敌，而完全是源于自身。
回顾今天所讲的主要内容：
首先，格拉古兄弟试图通过改革罗马的土地制度，稳固罗马的中间阶层，提升罗马的军事实力，却不幸在平民与元老院的冲突当中殉职；
然后，在马略与苏拉的时代，罗马的内乱进一步升级，在罗马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罗马军队攻打罗马城市的情况，最终确立的是苏拉的独裁统治；
最后，庞培登上罗马的政治舞台，“前三头同盟”确立，这一阶段是罗马从共和制向帝制过渡的时期。
而在“前三头同盟”解体后，罗马历史上声名显赫的恺撒大帝确立了自己在罗马政坛上的统治地位。关于恺撒大帝，我们将在明天讲的《罗马人的故事4：恺撒时代》中了解更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