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报《新闻周报》记者郑立华

家谱可以补充法律制度所涉及不到的内容，通过家族、家规、家族的凝聚力来解决很多问题。

记者：你从少年时期就开始研究家谱文化，那么你觉得在当今社会家谱具有什么意义？

柳哲：家谱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见证。其实修家谱由来已久，早在周朝就有，但多为官修，直到宋代，民修家谱才普遍繁盛。家谱在过去是一种家族制度规范，能够规范人伦，是对社会法律和制度的一种重要补充。

对于当代来说，传统文化经过了一个断代，修家谱可以为传统文化补课，重温先祖的优秀文化，这对建设和谐社会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建设和谐社会，就要建设和谐家庭，就需要和谐的人格，家谱可以补充法律制度所涉及不到的内容，通过家族、家规、家族的凝聚力来解决很多问题。比如希望工程，可以通过家族援助，如果每个家族都能自我解决，那么就不用到社会上寻求帮助了。

家谱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具有文学、社会、史料价值。正史的记录毕竟是有限的，范围也太大， 家谱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有利补充，而且更加生动。如果我们现在也能修好家谱，那么，也是将来子孙了解我们的一个范本。

记者：尽管现在家谱研究有越来越热的趋势，可是毕竟大多数家庭还没有家谱，难道这部分家庭也要寻找和修订自己的家谱吗？

柳哲：其实，中国的大部分家族都是有家谱的，只是很多在历史事件中遗失或损坏了。像浙江、江苏、广东等地，修家谱的风气都很盛。各地的家谱含量内容都不同，保存程度也不同。只要仔细找，大部分人都应该能找到自己的家谱。

记者：可是现代人的家庭婚姻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人干脆就不想结婚，也有的人就不打算要孩子，而且即使生一般也只能生一个孩子，这样，修家谱还有什么意义？

柳哲：其实家谱更重要的意义是文化传承，而不是血脉传承。你可以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内寻找自己姓氏的根源，自己家族的文化渊源，自己有哪些优秀的祖先，应该在一个宽泛的前提下寻找自己的文化根源，而不必太局限于狭隘的血统。

修家谱是敬祖先的表现，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这是错误的，其实中国人有很朴素的祖先信仰，这就是朴素的宗教。不仅我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受我国传统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国家，也都存在浓厚的祖先信仰。韩国保存了很多完好的家谱，他们的总统卢武铉、卢太愚都曾经到山东来认祖寻根。

记者：目前家谱学的研究情况怎样？

柳哲：基本上分学院派和民间两个阵营。各大学和研究所里有一批教授和学者，他们从事国家课题的研究。但是有的学者感兴趣的选题也偏向民间性质，也并非国家课题。而民间学者一般都是对自己姓氏的家谱研究比较多，比较深入。一般都是用业余时间或者退休之后研究。目前社会上对谱牒学反映还不是很热烈，这与家谱观念不够普遍有关，但好在现在已经不排斥了，有的地方还越来越理解和支持。

履历表上的“籍贯”是否可以取消现实的情况总是有变化的，人口的迁移和流动给籍贯的确认增加了难度。

记者：与家谱相关的文化还有姓氏和籍贯，姓氏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论。可是关于籍贯，却说法不一。我们在填写履历表的时候，总要有籍贯这个项目，很多人不知道该怎样写。有个相声演员就开玩笑说他的籍贯是妇产医院。记者查阅了1996年版本的现代汉语词典，籍贯的意思是祖居或者个人出生的地方。这个概念正确吗？

柳哲：籍贯不应该仅仅是出生地。关于籍贯有几个相似的概念：祖籍、原籍、籍贯、出生地，内涵并不一样。我们常说的籍贯，应该指的是祖籍。但现实的情况总是有变化的，人口的迁移和流动给籍贯的确认增加了难度。

记者：既然这样，干脆在履历表中把这一项去掉不是简单多了？

柳哲：去掉则不必，因为知道自己的籍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说明我们没有忘本。

如果取消了这一项，不符合我们的文化传承。历史上是很重视籍贯的，过去的人考上秀才举人，也都要填一张表，认真地写好自己的籍贯，祖上当过什么官，甚至连老师是谁也要写明白，适当地保留祖上的情况，也是评价一个人的一种参照。可能会有人指责血统论嫌疑，但不是血统论。而且，不一定所有人都需要在履历表上确认祖籍，在一些特定的行业就可以了，比如知识分子、艺术家等等。

严格说来，履历表上不仅应该填写籍贯，还应该填写出生地，因为两者常常不是一个地方。比如我在北京生活了十年，我仍然不是北京人，我的女儿是在北京出生，可她长大了也只能说出生地是北京，而籍贯仍然是浙江。当然，我们的户籍制度需要改革，像美国就只认出生地。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不一定正确。（2006年09月18日《新闻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