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根据迪亚士的航海线路，越过好望角，到达了印度。与此同时，达·伽马也到达了非洲的东岸。在达·伽马到达非洲东岸的几十年前，来自的中国的船队就到达过非洲的东岸。包括现在的亚丁湾、红海、波斯湾，都有中国明代船队的足迹。1405年，从南京出发的一支中国船队开始了一场海上的远洋活动。从1405年到1433年，穿越马六甲海峡，穿越印度洋一支来到非洲东岸，这只船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郑和下西洋的舰队。
郑和下西洋的远洋目的
从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国家的崛起中会发现，他们一直在探索一条来印度和东印度群岛的路线。而他们的目的也很明确，把在印度和东印度群岛廉价的香料运回欧洲去，获取巨大的财富。而这支中国的巨大舰队出使西洋的目的却不一样，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似乎很少与贸易有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弘扬国威”。
“弘扬国威”对以举国之力，耗费巨资，历经几十年，7次航行到非洲东岸的这支中国舰队来说，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郑和下西洋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众多小国附属称臣，前来朝贡。
除了这个理由外，还有一个说法。明成祖朱棣从自己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成功篡位，但却没有发现建文帝朱允炆的尸体，坊间也有所传闻，朱允炆已经逃到海外。所以，郑和下西洋的另一个目的，是寻找建文帝朱允炆。这个说法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郑和下西洋历经几十年，这时明成祖朱棣的皇位已经巩固，寻找建文帝并不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原因。
从现在来看无论是为了“弘扬国威”，还是寻找建文帝。这些理由都不足以支撑这样浩大的远洋活动。从葡萄牙、西班牙探索航线来看，在15、16世纪，进行远洋航线的探索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甚至往往要举倾国之力。但是，在葡萄牙和西班牙花费巨资探索新的航线后，都给本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从目的的角度来说，明成祖朱棣的这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船队的远洋目的所能带来的价值更多的是政治价值，而不是经济价值。当政治目的达到后，这次远洋航海活动必然要停止，因为没有足够的经济利益来支撑这种远洋航海活动。
同样的，如果当时葡萄牙最终没有发现印度，西班牙没有在美洲发现金矿，也没有后来的殖民和三角贸易，大航海时代在16世纪初就会终止。耗费巨资去探索世界，却带来不了足够的经济回报，对15，16世纪的各个国家来说都是奢侈的。
郑和船队与欧洲船队海上力量规模对比
1498年，葡萄牙派达·伽马在探索印度航线时，探险船队仅有4艘小型船，水手共计170多名，最终达·伽马到达了印度；
1492年，西班牙派哥伦布向西探索，探险船队仅有3艘，水手共计90多名，最终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1519年到1521年，西班牙派麦哲伦全球航行，探险船队仅有5艘，水手共计237名，最终哥伦布的船队“维多利亚”号，完成了全球航行；
1588年，英西海战中，西班牙的无敌舰队150余艘，接近3万人；
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船只200多艘，官兵27000余人。并且这支巨大的远洋舰队配备了翻译、医士、工匠等等。200多艘船，不仅仅装备了武器，还装满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瓷器、铁器、药材、锦绮等等货物。
从海上力量对比来看，1405年的这支巨大的中国船队，几乎可以算得上世界上最大的船队。如果超越时间的跨度，1498年的达·伽马带着他的4艘小型船和170名水手，1492年的哥伦布带着他的3艘舰船，以及1519年到1521年，伟大的全球航行航海家麦哲伦带着他浩浩荡荡的5艘舰船和237名水手组成的探险船队，要知道，这些来自葡萄牙、西班牙的船队可是靠着这些舰队和水手到处殖民和掠夺。
跨越时空，如果达·伽马、哥伦布或者麦哲伦遇上了这支200多艘船组成，大约27000人的中国船队。唯一能做的，可能也是俯首称成。我们所羡慕的这些欧洲强国，这些驰骋在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的航海精英，甚至改变了世界的格局的航海家们，假设在15世纪初遇到中国的船队，5艘船和200艘船、237名水手和27000余名水手、军队和官员，并且配备了完整的翻译、医疗、工匠团队。这支舰队对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欧洲航海探险船队来说，不是仅仅是一支舰队，而是移动在海上的巨大的国家。现在我们可以理解“弘扬国威”，这4个字的真正含义了。
从航海力量来说，无论是舰船的规模，舰队的编制和人数以及船只所携带的货物，15世纪初的中国远远超过欧洲一个世纪。但是可惜的是，没有利益的驱使，也没有足够的财富资源来维持中国的远洋航行的活动，在100年后，中国远洋航海和欧洲的远洋贸易此消彼长，最终，中国没能成为16世纪，17世纪的海上强国，而欧洲却涌现了一批称霸世界的海上强国。中国错过了最好的海上力量发展的时期，但是这种遗憾从历史上来看是必然的。
郑和七次下西洋
郑和原本姓马，世称“三保太监”（又称“三宝太监”），会有很多人好奇，为何郑和是明朝的太监，却有如此大的权利，成为明朝伟大的航海家和外交家。归根结底是因为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自古以来，丞相权利的制约都成为历代君主头疼的问题。丞相权利过大，皇帝就会成为傀儡。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设立了六部，权利进行分散，互相牵制。但是这样会让皇帝一人政务繁重，在永乐年间，又设立了内阁，来分担皇帝的政务压力。但是皇帝又担心内阁的权利威胁，又建立了又太监组成了司礼监，来制约内阁。明成祖设立东厂，明宪宗成立西厂，用太监组成的特务机构来见识文武百官。简单来说，明朝通过权利分散和制约，来维护皇权，所以当时的太监权利是非常大的。
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在第一次下西洋中，郑和的舰队不仅仅完成了出使任务，还歼灭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盗陈祖义。陈祖义是15世纪初世界上最大的海盗集团头目之一，盘踞马六甲海峡十几年。陈祖义这支海盗队伍最多时，超过上万人，战船近百艘。我们可以横向对比一下欧洲的团队，在这个时期，甚至在一百年后，欧洲的船队力量与当时的海盗头子陈祖义比起来也是小巫见大巫。德雷克是英国最著名的海盗头子，德雷克不仅仅在抢劫了强大的西班牙后完成了第二次人类的环球航行，而且还成为了英国的民族英雄，在英西大战中，承担了重要的职位。但是我们对比一下，德雷克和陈祖义之间的差别：德雷克在1572年到1574年率领70名不下在抢劫西班牙珍宝船队，回到英国后，德雷克被誉为民族英雄。在接近170年后，这个英国最著名的海盗头子和15世纪初陈祖义的近万人的海盗团队比起来，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而郑和在第一次下西洋中，击败了陈祖义，杀敌5000余人，生擒陈祖义等三人，最后带回京城，陈祖义被杀头示众。这样一支绝大的海盗集团，甚至超过了16世纪很多欧洲国家的海上力量，被郑和剿灭了。郑和在下西洋的过程中，不仅仅通过向各国展示中华文化和宝物来“弘扬国威”，同样用武力来证实了15世纪初中国的海上力量。
第二次郑和下西洋是在1407年，这次郑和下西洋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将第一次下西洋中，外国使臣随着郑和的船队进京参拜。显然明成祖朱棣对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结果是满意的，在不到2年后，马上开启了第二次远洋活动。这一次郑和的舰队再一次驶进印度洋，真核在锡兰的佛寺布施了大量的金银。郑和和王景弘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将所有的布施之物记录在此碑。现在此碑被存放在科伦坡博物馆。虽然从距离来说，从中国远洋到印度洋的距离远远小于葡萄牙到印度的距离。但是从时间上来说，中国的船队要比葡萄牙人达·伽马初次抵达印度早了接近100年。
1409年，郑和开始了第三次下西洋，这一次郑和行驶的更远，一直到波斯湾的忽鲁谟斯，即霍乐木兹。
明史 卷三百二十六 列传第二百十四：“忽鲁谟斯，西洋大国也。自古里西北行，二十五日可至。”，文章明确的指明了忽鲁谟斯（霍乐木兹）的准确位置，从古里出发，向西北二十五日即可到。“垒石为屋，有三四层者，寝处庖厕及待客之所，咸在其上。饶蔬果，有核桃、把聃、松子、石榴、葡萄、花红、万年枣之属。境内有大山，四面异色。一红盐石，凿以为器，盛食物不加盐，而味自和；一白土，可涂垣壁；一赤土、一黄土，皆适于用。所贡有狮子、麒麟、驼鸡、福禄、灵羊；常贡则大珠、宝石之类。”文章中不仅仅写明了忽鲁谟斯的物产，当地的风俗建筑，还描述了忽鲁谟斯的特殊贡品。忽鲁谟斯也成为郑和下西洋中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地名。郑和在第三次下西洋中，进入了波斯湾区域，也为下一次进入非洲东岸打下了基础。
我们会发现郑和的前三次下西洋时间的频率都很近，从1405年到1409年，郑和完成了前三次的远洋航海活动。而郑和的第四次下西洋是在1412年，第五次下西洋是1416年，而第六次下西洋是1421年。从第四次远航开始，郑和的船队第一次抵达东非。此时，郑和的船队已经从马六甲海峡，穿越印度和阿拉伯半岛，一直行驶到东非的沿岸国家麻林迪。他们还向明朝朝贡了麒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长颈鹿。
1424年，朱棣病死。这位富有开拓精神，崇尚远洋航海活动的皇帝去世后，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就停滞下来。一方面，郑和的前六次下西洋给明朝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仁宗朱高炽即位后，为了减轻民困，停止了下西洋的远洋活动。而郑和的舰队和士兵也被任命镇守南京。
郑和的最后一次下西洋，也就是第七次下西洋在七年以后。1430年，郑和再一次踏上了远洋航海的征程。这是，明朝很多番国已经不来明朝朝觐，为了继续保持这些国家的控制权，郑和再次出使夕阳。这次郑和的船队最远已经到达莫桑比克，达到了非洲的南端，但是郑和也在这次远洋航海中劳累逝世。
从地图上来看，郑和已经无限的接近了好望角，下西洋的远洋航海活动随着郑和的逝世而划伤终结。如果郑和的船队再往南航行，穿过好望角来到西非，甚至来到欧洲是必然的结果。但是郑和下西洋的远洋航海活动在此就划上了句号，直到大半个世纪以后，葡萄牙人从非洲的另一端穿过好望角，来到印度，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也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航海资料的烧毁
明朝中期，朝中有人提出，可以再尝试郑和的远洋贸易探险。而明朝一位大臣刘大夏，改变了这一切。他坚决反对郑和下西洋的这种行为，认为这种活动劳民伤财，对朝廷得不偿失，对百姓来说又是巨大的压力，为了不让朝廷在展开这样浩大的海上活动，他将郑和下西洋的所有资料全部烧毁，这些无法估量价值的航海纪录，在一场大火中，全部付之一炬。当然，也有后人驳回了刘大夏烧毁航海资料的说法，他们认为刘大夏是被冤枉了。
15世纪中国航海力量发展的遗憾
从数据对比上来看，15世纪初的中国航海力量在全世界独树一帜。无论从船队的规模、人数、编制发展都要比欧洲这些海上强国早一个世纪以上。甚至在一个世纪乃至两个世纪后，把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单独拿出来分析，也不弱于欧洲任何一个海上强国。从航线分析来看，郑和的船队不仅仅在控制了南海，穿过了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甚至来到了东非和南非。郑和的船队离发现好望角只有一步之遥，但是为什么中国的船队没有能够发现好望角，或者说中国的海上力量没有在郑和之后继续发展成为海上第一强国，原因有多点：
我们在分析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时，认为他们的航海发展成功有3点：
1.明确的目的：开拓香料的财富航线；
2.世界格局不会变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随势”或“大势所趋”，世界的版图不会变化，只要坚持正确的探索方向，结局是必然的；
3.足够的能力：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都具备探索世界的航海能力。
而中国为何具备比葡萄牙、西班牙更强的航海能力和航海基础，却没有最终成为海上强国，同样也有如下问题：
1.还是要谈到目的的问题。欧洲各国的目的很明确，无论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还是荷兰，他们的目的就是开拓香料航线，将印度和东印度群岛低廉的香料卖到欧洲来实现巨大的财富收入。事实的结果是，他们实现了这些目的，也为自己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从而来维持和发展这种远洋贸易活动。因为有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促进了这些国家航海业的发展。而中国的船队主要以政治目的为主要目标，通过贸易、朝贡换回的货物也只能算是稀有的奢侈品，可以为皇帝取乐，但是很难持续性的创造收益。在这一点上，中国没有可以发展远洋航海事业的动机。
2.大势所趋I：对于欧洲人来说，世界版图不会变化。他们的目的是香料，只要按照正确额方向去探索，最终他们可以找到这条财富航线，而对于中国人则有所不同。对于中国人来说世界版图不会发生变化，但是当时的世界贸易格局是不同的。明清时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长期顺差，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界中期，从欧洲、日本、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白银达到3.7亿量。而到了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初期，流入中国的白银达到12.3亿。也就是意味着，直到19世纪初期，欧洲人对中国货物的需求远远大于中国人对欧洲货物的需求。简单的来说，欧洲人在中国可以大肆购买货物，但是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卖给中国，欧洲的货物在中国市场不占有任何优势。那么，既然中国人可以自给自足，为什么要花费巨资去开辟欧洲的航线呢？
3.大势所趋II：当时生产力不足。肯定会有人提出疑问，既然明清两期对外长期保持贸易顺差，简单的来说就是长期都是我们卖东西给欧洲人，欧洲人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卖给我们。既然有这样的好机会，为何不开辟航线远到欧洲去销售货物，将欧洲的白银和黄金流入中国，岂不两全其美。我们要意识到，15世纪的生产力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生产力的不足导致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的货物本身就少，如果大量的出口换回这些不能吃不能喝的白银和黄金，反而有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
从两者来看，中国的趋势和欧洲人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即使中国人开辟了欧洲这条航线，也无法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财富价值。
4.能力：从郑和船队的经历来看，中国人具备了绝对的航海能力，领先欧洲仅仅一百年。但是这种能力除了探索世界，完成政治任务为首要目标以外，对于中国的航海贸易发展来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至此，我们无需遗憾，如果郑和后，明朝或者清朝能够延续这种海上远洋活动，那么也许中国就会变成当时的海上第一强国。历史上没有如果，但即使是，明朝继续延续这种海上远洋活动，最后的结局也是不乐观的。首先远洋贸易花费的成本是巨大的，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这种几条船几百人的航海探险对葡萄牙和西班牙不堪负重。郑和的几百条船，两万七千多人的的团队，花费的巨资，在当时的整个欧洲都负担不起。如果明朝坚持这种海上远洋航海活动，必然加重税负，民不聊生，反而加快明的灭亡。
所以，我们要正确的认知。任何一次探索，都是以利益为首要目标，没有利益，就没有行动，只是这种利益是短期还是长期的。我们在感叹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时，也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对印第安人来说，却是毁灭性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