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大城市工作的人们最大的压力或许不是生活费用，而是买房置家。在寸土寸金的大城市买房，对于一般工薪阶层亚历山大。高昂价格，还有限购要求，房地产成为摆在国人身上一道紧箍咒，有人一生在为买房而奋斗。
在现代人看来，古人人口少，大部分地方也应该没有限购和高额房价问题吧，买房这件事应比较容易。殊不知，在一千多年的唐朝，正经历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房地产热，古人想要在大城市买房，真不容易。
唐朝的房奴
现代人成为房奴是一件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唐朝有房奴吗？有的。
白居易，近三十岁初到唐首都长安，得到一份秘书省校书郎的公务员工作，月薪一万六钱，这在当时的长安买不起一套房子。一开始他蹭一家道观的房子（便宜），后租了茅屋居住，因租房地与上班地果园，他买了马代步，这样每月开销又增加了不少。在白居易三十四岁那年，母亲和弟弟从安徽宿州到长安投奔于他，不得已情况下买了陕西渭南县一套房子供一大家居住。这是唐朝的农村地，优势在于房价便宜。据记载，796年，唐德宗时期公元卢川素，卖掉在泰州的一处农村院落，附送房前屋后的若干田地，总售价仅10万文。缺点在于与办公地点太远了。白居易平时住在办公地或长乐里租房，放假回渭南，这是白居易的异地上班生涯。白居易直到50岁那一年才赚够了钱，“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终在长安买到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
太远了，工作不方便；太近了，工资不太方便。“长安居不易”的白居易这一生为房子努力，是位典型的大唐房奴。
在唐朝，虽然公务员不需要像前朝一样退休后所有的待遇都要卸掉，唐朝廷在公务员退休过后给予了一定补助，但公家配房得腾挪出来，给其他公务员使用，除非与家庭资助，否则只能做大唐房奴了。
唐朝限购政策
房子对于国人不仅是遮风避雨的地方，更是一种寄托，建房、买房一直是大事，要想拥有，要具备资格，也要符合限购政策。实际上，在唐朝，有钱也未必能买到房，这与现代一些城市的限购令何其相似。在千年前唐人想买房不容易，有限购令，而且买了房子也未必成为自己的。
买房和建房唐朝和之前的房子以自建为主，官府给你地，你自己来建设房子。这类似现代农村。唐朝对宅基地的限制相当严格，至少在法令上将宅基地与身份进行强相关。据《唐六典》记载：“应给园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给一亩，每三口加一亩，贱口五口给一亩，每五口加一亩，……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唐朝廷把百姓分为良民（良口）和贱民（贱口），若是平民家庭，每三口人给一亩宅基；若是贱民家庭，每五口人给一亩宅基。另外民众也可以购买宅基，但是购买的面积有限，不能超过官府规定的指标。唐令规定：“诸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超过限定购买的人员，一经查实按一亩打十大板惩罚。不是有钱就可以多盖，服从安排才是正道。
因唐朝商人在户籍制度中被列入贱民，唐朝廷严格限制商人买地。而对于达官贵人，占地建房，占尽天时地理，一般不在限制范围。白居易在看到魏王占了那么多地后，就有点吃味说到：原洛水池，魏王柳树发芽，一点点绿真好看了。
除了身份限制，唐朝廷房屋限购令是唐朝房地产的紧箍咒。
现代房地产的限购令的主要内容是限购购买房子的套数，提升首款比例和贷款额度，达到控制投资性购房的目的，而古人的房产限购招数，在现代人看来，有点奇怪，有点复杂，有点匪夷所思。
房地产限购这件事是从西汉就开始。西汉建国后，刘邦朝廷颁布规定，“欲益买宅，不比其宅，勿许”。言下之意是，你要买房子必须紧挨你现有的房子。在与土地绑定的农业社会，庶民想要离开土生土长的地方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也就是官府严禁非紧邻的居民之间进行不动产的交易。
为何产生在现代人看来有点奇葩的政策？分析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受田宅，予人若卖宅，不得更受”，要是把官府给民众分的房子或者宅基地给卖掉了。下次就不再得到分配了。这是限制销售的政策。二是官府希望通过房地产将民众固定在一个地方长期定居，避免流民，便于管理。
到唐朝，唐朝廷将限购令进行完善，开启了跨越千年的限购政策。据《唐会要》记载：“天下诸郡，应有田宅产业，先己亲邻买卖。”后人把此政策叫做“求田问舍，先问亲邻。”买地买房，不仅要原来的业主同意，还得问问这业主周边的邻居和族人。业主的房子自己是无法做主的，答应后，可被邻居实施一票否决制。
换句话说，想买房，必须把这房周围的一票人都搞定。有点类似，现在想要离职，得盖几乎所有部门的印章。事实上，“求田问舍，先问亲邻”政策深受历朝历代的喜欢，一直到清朝甚至民国，在全国或局部，仍执行这样的限购政策，甚至发生邻居找麻烦，而不得不取消交易的案例。
唐朝的限购政策交易达成的精髓在于：我不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但是必须让周边邻居和族人满意。为何会这样呢？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加强对居民的控制，减少交易，提高迁徙门槛，有利于各种管理。二是那时的房产尚未私有化，看似是个人的，其实是族产，私自卖族产，这容易引发矛盾。
除了限购政策，大唐朝廷还有哪些方式调控房产呢？
唐朝的房地产税
在唐朝，已开始把房产作为独立的征税对象，增收房地产税的好处在于把房地产的管理权放在唐朝廷手中。783年，唐朝廷在全国范围内征收“间架税”，这是后世的房地产税的另一解释。这税收的计算方法是将民众的房产按占地面积、修筑年代及质量好坏作为评判标准的一种税收方式。“间架”这个词比较难理解，“间”是指房屋数量；“架”是前后两根柱子，两架即一间，还是指房屋数量。换个角度看，在农村，并列两个屋架之间的空间为一间房，按这标准进行收税，就是“间架税。”
一般情况下，好房子每年每间收2000钱，普通的房子每年每间收1000钱，差一些房子每年每间收500钱。为了防止民间隐匿房地产，官府明确：“匿一间，杖六十”，还特别欢迎邻居举报，“告发者赏钱五十贯，由房主负担赏金”，举报有奖，查实遭殃。
收了“间架税”带来的后果，与唐朝廷预想有点不一样。“税间架后，怨声载道”国家收入并未上涨，反而出了大事。唐德宗时期，长安城外的军队哗变了，叛军为了争取民心，打出了废除间架税的口号，获得民众纷纷支持。唐德宗从长安慌忙跑到乾县，虽然叛乱最终被平息。但是，这税收的间接成本有点高，差点把龙椅给折腾没有了。唐德宗下罪己诏后，把他差点废掉的政策给废掉了。
虽民众不喜“间架税”，此政策在唐德宗后也未实施，但却被后代沿用，明朝将此作为城市房地产税，时称“门摊间架税”，清朝嘉靖年间也有收取。可见，唐朝在税收上进行尝试，失败了，但为后世做了探索。
唐朝房地产开发商
此外，唐朝也有房地产开发商。那里有需求，那里就有商业的影子。在买不起房子、没有地无法自建的情况下，唐人如何解决自己的房产问题？房地产产业的持续推进，将开发商和房产总监这两个工作送到历史的舞台。于是，在隋唐时期，已有人开发商铺，然后售卖，这成为业余开发商的雏形，包括两类人员。
民间个人或组织，他们凭借手边的资源和聪明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房地产业。如史料中盛传的窦乂。据《太平广记》记载，窦乂这人比较聪明，通过卖鞋、卖树等生意，最后有了人生第一桶金。他在房地产产业中，看中了西市的一个废弃的化粪池，他低价买下来，填平和在上面盖了二十间店铺，租给胡人，日获利数钱。据不太正经的史料记载，窦乂不到四十岁已成为长安首富，外号“窦半城。这位窦半城已成为史料记载的在中国最早做房地产生意。
除了民间组织，最值得民众信任的还是官方认证的机构，有官方给房地产背书。古代房地产开发商还有公务员、退休老干部积极参与，毕竟他们在官场混得开，有资源不用，确实对不住自己。官府也会插一刀，把自己整成开发商合著平台，然后租给官员、民众，给国库增加收入。
从古至今，房子一直是人们安全感的来源之一，买房租房不仅是遮风遮雨那么简单的外在，更是人们内心安定。自古以来的民众和官府官员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有的依靠房地产发家致富，有人一生在为拥有一方之地而奋斗，愿意成为房奴而终生不悔，终其一生，都在寻求安全感。在历史车轮滚滚每时每刻，这些关联到每个人切身的事情，一直是升斗小民的日常。
参考资料：
《唐六典》，李林甫，中华书局，199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