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下简称《武帝纪》）：“久之，征还为东郡太守；不就，称疾归故里”

光和末年（184）黄巾起义，盛宴开场。《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平元年，黄巾贼起，中常侍吕强言于帝曰：‘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帝惧其言，乃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不仅党人解禁，我们耳熟能详的曹操、刘备等都靠打黄巾刷足了声望和地位。《武帝纪》：“拜骑都尉，讨颍川贼。迁为济南相”；《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先主率其从属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三国志·魏书·二公孙陶四张传第八》：“会徐州黄巾起，以谦为徐州刺史”。

曹操以军功升济南相，进场就砸了济南豪强的蛋糕。《武帝纪》：”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一个市长一口气罢免八个县长，会造成什么官场震荡，不必多述；更要命的是绝淫祀。淫祀指过分的祭祀，济南多祭祀城阳景王刘章，这种祭祀活动渐渐演变成当地豪族与官吏敛财的手段。《三国志·吴书·刘繇太史慈士燮传第四》：“济南相中常侍子，贪秽不循，繇奏免之。”刘繇20岁左右约合公历176年，彼时济南宦官、豪族沆瀣一气，十多年后的曹操断绝淫祀等于断了地头蛇们的财路。这也是曹操撇清与阉党关系的手段，同样要遭受反噬。

《武帝纪》：“久之，征还为东郡太守”。东郡是兖州的领地，而济南是青州的领地。极有可能是青州领导们仿效中央，捏着鼻子把曹操请走了。接下来的剧情产生了分歧。

《武帝纪》：“征还为东郡太守；不就，称疾归故里。”陈寿说，中央将曹操由济南相转东郡太守，但曹操拒绝调动，直接告病回家。

《武帝纪》引《魏书》：“太祖……恐为家祸，遂乞留宿卫。拜议郎，常托疾病，辄告归乡里；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王沈声称，曹操（在某个时候）希望回中央做宿卫，得拜议郎，经常请病假回家，在城外建了别墅，读书打猎。

《让县自明本志令》（曹操的自传）：“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迕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去官之后……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曹操自称从济南相上辞官，一年四季都回老家，建了别墅打算读书打猎。

顺便一提，古代皇帝一般是秋天打猎，因为春天万物生长，儒家认为杀生有伤天和；夏天太热，学生跑操就算了，领导怎么能晒太阳呢；秋天是动物养膘的时候，天又凉快，适合打猎。王沈“秋冬弋猎”应该是从常理出发推断，但曹操说得很明白，“秋夏读书，冬春射猎”。跟别人反着来，有个性。

这几个文本的共同之处：

曹操在担任济南相之后”恐为家祸“，后来以病归乡。

曹操在辞官之后回家建了别墅。

不同之处：

《武帝纪》说中央将曹操从济南相上调到东郡太守，曹操不去，直接回家。

《魏书》说曹操告病回家建别墅的时间是在议郎任上。

《让县自明本志令》说曹操济南相上以病还，回家建别墅。

曹操济南相后到底做了什么官，《魏书》说是议郎，《武帝纪》说是东郡太守，《让县自明本志令》说什么都没当，有矛盾。曹操自传是写给儿子看的，不需要像履历一样详尽而准确，直接省略成从济南相上辞官回家，连东郡太守都不提，更不会提及小小的议郎。所以，以目前的三种文本出发，应当做过太守和议郎。接下来的任务是确定议郎和太守，可能还有宿卫的先后顺序。

根据这些文本，后人有各种各样的解读。大多数没有给出佐证，不在此讨论。张作耀先生在《曹操评传》中认为，曹操任济南相时担心受到危害，乞留宿卫；阉党不许曹操回京，故否决其提议，转而给了他东郡太守；曹操不想当东郡太守，朝廷就又给了他议郎的闲职。张先生还驳斥了另一种观点：曹操辞济南相后任议郎，常归乡里；任东郡太守后，又归乡里。他认为，曹操从辞去济南相到后面征为都尉（按《武帝纪》应为典军校尉）时隔不到两年，不太可能两辞两归。

但阉党既不愿曹操回归政治中心，又怎么会给他议郎？议郎类似顾问，虽不需要担任宫廷宿卫，但仍需常侍皇帝身边以供咨询。而且《魏书》原文“拜议郎”而非“征拜议郎”，皇帝征召称“征”，可见这次议郎任命的操作空间很大。宦官断不可能半途而废。

另一方面，曹市长明知“违迕诸常侍”还精准打击八县长吏、重拳破除封建迷信，肯定已经进行各方考察、考虑诸多因素，不可能一时上头事后掉链。而且，曹操在济南相位上做得风声水起，获得当地百姓的支持，政绩很好（《武帝纪》引《魏书》：“政教大行，一郡清平”），没有跑路回京的理由。

谯县（今安徽亳州）到洛阳的直线距离有600多千米，换算成汉制大约是1300里左右。唐代邮驿骑马疾驰日行180里；普通人不急着赶路，1300里来回大概18天。再算上准备、画卯，需要20天。这还是直线距离。假如曹操从议郎升迁为东郡太守，打卡记录不能太难看，毕竟逃课还得时不时回去上一两节。即便真的每季度回去签到一次（“故以四时归乡里”），那一年也得有快3个月的时间奔波在路上。这很累，而且没必要。因此曹操不应该在议郎后任东郡太守。

因此，可能的情节是，曹操在济南相上得罪了阉党，曹嵩在中央承受了压力，向曹操提出警告；曹操施政养望时没考虑到老爹（就是这么个跳脱的性子，最后害死了亲父），被父亲教训后终于感到害怕。不久青州领导把曹操运作成隔壁省的市长，曹操趁机提出，不做地方长官（“征还为东郡太守；不就”），而是进中央当警卫。一方面，中央有曹嵩的庇护，更有天子的威慑，人身安全更有保障；另一方面，既然不愿同流合污，那就只能放弃大权，免得又生牵连。国相俸禄两千石（《后汉书·百官五》：“皇子封王，其郡为国，每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滑坡到宿卫（《后汉书·百官二》：”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实在说不过去，于是中央给曹操六百石的议郎（《后汉书·百官二》：”议郎，六百石“）。曹操这时候也懂事不闹腾了，朝廷这么乱，眼不见为净，经常请病假回家（“拜议郎，常托疾病，辄告归乡里”）督促施工队建别墅。

当然，最简单的理论，正如堀敏一在《曹操》中认为的，《魏书》有误，以《武帝纪》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