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二日 ，二十年前，在台大文学院印度近代史的课堂上，一位风度翩翩的年轻老师，要学生缴出笔记，给他看看。全班都缴了笔记，可是一个学生却缴不出来。老师问他：“你怎么没有笔记？”这个学生说：“笔记是中学生抄的，大学生不抄笔记。”
这位老师有雅量欣赏这个特立独行的学生，他给了这个学生最高评分。
这位老师，就是国民党员吴俊才先生；这个学生，就是“党外人士”－－我。
一般情形是，师生缘份，都随走出校门而结束，但像吴俊才先生那样继续帮助学生的老师，却很少有，一如像我这样继续研究老师著作的学生也很少有一样。
吴俊才先生现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住在普通公寓里，很穷；我现坐“党外人士”冷板凳第一把交椅，住在吴老师家前面豪华大厦里，很阔。我因为经年累月不下楼，大隐于市；又因为水深浪阔，不愿给吴老师不方便，所以一直疏于礼数，不去看他。去年他礼贤下士，大驾光临，我说：“古人‘天涯若比邻’，老师和我，却‘比邻若天涯’！”吴老师太熟悉我那一套，他不见怪。
吴俊才先生学者、专家，尤精于印度史，受了他的启迪，我对印度史也小有研究。我由“大作家”变成“大坐牢家”的时候，看书无算。其中一部大书，就是看了又看的吴老师名著－－《甘地与现代印度》。这部大书功力极深，有志之士，人人该看，只可惜交由一家不太会搞宣传的书局出版，并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
因为我在牢里读这部书，最引起我注意的，是甘地的监狱生活。据我统计，甘地共坐了两千三百三十八天的牢，他失掉身体自由的时间，从广义说，比我要短。但他是先进，先进的坐牢哲学，闲来无事，倒也不妨研究研究。
不料一研究之下，使我得到了新境界。
甘地有著伟大的精神力量，爱因斯坦说：“後代子孙很难相信这世界上曾经走过这样一位血肉之躯”。（generations toome will scarce belive that such a one as thisver in flesh and bloodwalked upon this earth 。）这是对甘地最高明的描绘。甘地思想的精华是他的“不合作主义”（satyagraha），不合作主义的形成，部份来自《湖滨散记》的作者梭罗。梭罗坐牢的时候，他说他“从不曾想到我是给关起来了，高墙实在等于浪费材料。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对付我。他们总以为我唯一目的是想站到墙外面。每在我沉思的时候，看守那种紧张样子，真叫人好笑。他们那里知道才一转身，我就毫无阻挡的跟著出去了。”
梭罗当然不会小说中穿墙透壁的功夫，他这种来去自如，是指观念上的解脱，观念上“从不曾想到我是给关起来了”。他虽然身在两坪之内，但却心在六合之外，神游四海，志驰八方，就像拉夫瑞斯（richard lovelace）在牢里写诗给情人一样。
甘地师承了梭罗的不合作主义，也师承了梭罗的坐牢哲学。甘地说志士仁人－－
“在狱中，他所受到的苦，实比平日受的苦要少得多；在狱中，他也只需要听狱吏一人的命令，而不像平日要受许多人的支配；在那里，他更不必担心一日三餐，也用不著自己烧饭，政府会照顾一切，如果有病，更可免费治疗；在那里，他有足够的操作，藉以锻炼体格，许多坏的习惯也可以改过。他的灵魂是自由的。他可有充分的时间祈祷。肉体虽被拘禁，灵魂并未桎梏。反而他的日常生活也可以训练成更有规律，因为自有人来督促。这样来体验狱中生活，他会感觉自己是自由的。假如有任何不幸遭遇或被狱囚虐待，那他正可学习坚忍，让他得到一个乐于自制的机会。持这种看法的人，当然会将入狱的事看为幸运。因此问题的关键，还在一个人自己和他所持的心理状态，来决定是否入狱乃系幸运。”（《甘地与现代印度》上册页九一）这段话的关键是强烈的唯心论，它告诉人们，所谓的自由与不自由，“问题的关键，还在一个人自己和他所持的心理状态”，你心里觉得自由，自由就在；你心里觉得不自由，桎梏就在。甘地本人前后入狱五次，他这种观念，也一再宣示，例如他说：“我现在成了自由的人了，我的身体已被他们看管。一天诺拉迭法案没有撤销，我一天不得自由，可是现在他们逮捕了我，却给了我自由。现在轮到该是你们采取行动的时候。”（同上。页二六四）他又说：“朋友们不需要惦挂著我。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在这儿所能做的并不比外间少。我留居在此，对我有如入校。”（同上。中册页一四三——一四四）甘地这些坐牢哲学，基础都在他的伟大的精神力量，有这种力量的人，他会感到“逮捕了我，却给了我自由。”这种自由，我把它叫做“不自由的自由”。这种自由的炉火纯青，就“觉得自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若不到火候，就只像骆宾王那样“在狱咏蝉”了，－－鸟在外面的人，是不会快乐的。
不自由中有自由，这么说来，是不是自由以后，出狱以后，就更自由了，从此没有不自由了呢？
这可未必。
哲学家斯宾塞说“没有人能完全自由，除非所有人完全自由；没有人能完全道德，除非所有人完全道德；没有人能完全快乐，除非所有人完全快乐。”这种伟大的透视力，伟大的胸襟，我给它下了一个描绘，这叫“自由的不自由”。
“自由的不自由”的特色是民胞物与，是把受苦受难的人当兄弟，又使自己有责任感。夏禹感觉天下有淹在水里的人，就好像自己把他们淹在水里一样；后稷感觉天下有没饭吃的人，就好像自己使他们挨饿一样，有这种抱负的人，后天下之乐而乐，众生不成佛的时候，他自己不要成佛。《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里，为这种心境做了动人的总结：“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有这种心境的人，他自己坚强，却感受兄弟的软弱；他自己站起，却焦急兄弟的跌倒；他自己自由，却念念不忘兄弟的不自由。
六十年前，开火车出身的美国劳工领袖戴布兹（eugenevictor debs），因参与政治反抗，被判十年，关在牢里。由于他极富人望，虽在牢里，却得到美国大选中，一百万选民对他戏剧性投票。一九二一年，哈定总统特赦了他。出狱后，人们庆幸他重获自由，他却从斯宾塞的句子里，说出了这样的千古名言： while there is a lower class i am in it。 while there is a criminal elements i am of it。 while there is a soul inprison i am not free。
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俦；
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流；
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真的，“我就不自由”。夏禹不自由，後稷不自由，斯宾塞不自由，戴布兹不自由。－－所有伟大的性灵里，念天地悠悠，都有“自由的不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