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春节，表侄从北方来。一见面便称安君为“大大”。安君听着却是一脸的懵懂。

安君是土生土长的南方人，没有北方的生活经历，不知道“大大”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表侄是在向他问好还是另表他意。因此没有及时回应表侄的问候。待至表侄数次叫他“大大”之后，站在安旁边的女儿才提醒安说：“老爸，表侄在向你问好哩”安才回过神来不好意思的说了声“谢谢”。其心中的尴尬是显而易见的。

同样是称呼问题，我的尴尬与安君的不太一样。

几十年来，我的称谓从“大叔”到“大哥”，从“同志”到“先生”，从“老板”到“老总”，再从“老总”到“妚老”。一个个简单的称呼，让我看到了生命的旋律，窥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1、

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夏天，天气热得非同寻常，像是中了魔似的，连续的冒出了37度以上的高温。这种高温天气对于处在热带气候下的海岛人来说，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就在那样的大热天，我和六叔拖着凉鞋桃着满满的一担“雪贝”，步行二十多公里，来到文昌县城的电影院门前去练摊。

“雪贝”是一种很爽口的海产类零食。在我的老家那个小地方，人们喜欢它就像现在的人们过年时候啃瓜子一般的普遍。尤其是年轻的女孩们，更是爱不释口。

就是那个大热的日子里，县城的人民影剧院里连续的放映着《卖花姑娘》的朝鲜电影。这是一部反映一位花季少女，在地主阶级的压迫下过着悲惨生活的片子。该片在那个年代具有特殊的教育意义，悲惨的故事情节看后催人泪下。给农民们上了一次生动的忆苦思甜的政治教育课。

夏稻刚刚收割完毕，正值农闲时节，结伴观看电影的群众可谓人山人海。距离县城二十公里以内的年轻人几乎都云集在那里。一场接着一场的看。生怕漏掉了一个分镜头似的。

那时候的年轻人埋头于“日干三刻夜加一班”难得看一场新上映的电影，就像小孩子过年一样的兴高采烈。

他们三五成群的骑着各自破旧的自行车，自行车的后架上几乎看不到空下来的位子。不是男的带着女便是女的带着男。顾不上烈日当空，顾不上路远水长，只顾拼命的用力往前蹬，嘠叽嘎叽的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互相追逐着，不也乐乎。

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醉翁之意不在于酒”。在于借机与亲爱的人来一场零距离的接触。那些初恋者更是借此机会去撩哥撩妹。

而这样的电影时刻，对我来说却是一个绝佳的赚钱机会。

适逢其时，我的“雪贝”生意往往比平时赚得多。最一般的都能在电影开演前的一个小时内将满满一箩筐的“雪贝”卖完。

那时候的我，初中刚毕业不久，还是一位嘴上无毛的小屁孩。还处于荷尔蒙分泌比较旺盛的青春期。在那种人山人海的广众场合，见到漂亮的女孩子难免有些心旌摇荡，情不由衷。又因为那年头干私活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所以见到熟人还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好意思。

也是因为天气太热，我在卖“雪贝”时，头上经常戴着一顶破旧的草帽、身着一袭黑色的粗布衣，行头极像唐代诗人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而且，大凡人多的场合，我还会将帽沿拉得很低很低。低到几乎遮住了我的整个的脸，让熟人看不清我的芦山真面目。于是，前来跟我买“雪贝”的大哥大姐们都会千篇一律的称呼我为“大叔”，一位未谙世故的“大叔”。

每当有人称呼我为“大叔”时，我均默不做声，只顾埋头于我的“小生意”。待到我将她们的“雪贝”包裹好后才提头去看看她们射来的好奇的目光，并会会心的向她们笑着说：“多谢哥哥姐姐的关照，欢迎下次再来！”。

尔后，当她们发现了我的芦山真面目后总会甩出灿灿的笑声。有些女孩还会呡然的来一句：“哟，原来是小帅哥呀？怎么打扮得这么老态横秋呀？让我误会成“大叔”了，对不起哦小帅哥同志”。只有“同志”俩字情远源长，听起来是如此的亲切！

于是，伴随着银铃般的笑声，在她们转身远去的一刹那，我接受了“少年老成”的现实。内心却泛起些许酸酸的味道。这种味道伴我度过了整个清涩的年代，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被新的潮流改变了。

2、

八十年代初，广州的天空是湛蓝湛蓝的，流经西江和北江的江水在广州那个地方汇入了珠江。源于东江的香江水也在涨潮时跃进了珠江。

由于开放了港资的进入，广州开始建起了一些比较豪华的酒店。位于珠江边上的白天鹅宾馆便是其中最耀眼的一座。那些年我正好在广州读书。眼见了它的与众不同。

那天正是星期天，出于对新事物的憧憬和好奇。我与广州的一位同学走进了白天鹅酒店的大堂，迎面而来的是大堂里的迎宾少姐，她们修长的身材外穿着漂亮的旗袍，彬彬有礼的向我们说声“先生您好，白天鹅欢迎您的光临”。

这是我第一次被别人称之为“先生”。在此之前我们的称谓几乎都是习惯了“同志”的。“先生”的称呼开始使得我有点不知所措。后来听多了便慢慢的习惯了。再后来，我们到外省去实习，又被外省的叔叔阿姨们称之为“同志”而不太习惯了。

在那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称呼常常在“先生”和“同志”之间进行切换。逐渐由习惯成为了自然。而现在“同志”两字似乎成了适定的称号，在普罗大众间很少听到了。

一九八八年以后，我的家乡从广东的一个自治区升格成了全国最大的特区省。

建省之初，由于十万人才下海南。在海口的大街小巷里呼啦呼啦的挤满了前来淘宝的各路人马。有经商的，有搞技术的大学生，有来谋求官职的公务员，还有一些搞算命杂耍之类的闲杂人员。

某一天的早上，我奉单位之命到海口的望海国际大酒店去接见一客人。进入大堂时，照样有其迎宾少姐呼我为“先生”，我总是乐意的笑纳了。因为时间尚早，我便在酒店的大堂里溜达溜达。突然有一高一矮的两个陌生人向我走来，一唱一和的企图跟我搭讪。

“老板，你好！”其中高个子跟我打了招呼，然后侃侃的对我说：“看你浓眉阔额，气质不错，将来必将成就一翻大业。”

另一个矮子接着说。“要不要我们帮你算一卜？保你前程似锦，官运亨通。”

这是我第一次听别人称我为“老板”。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老板”是与“资本家”为伍的。怎么能与我这样的无产阶级接班人划等号呢？于是我便与他聊了几句，试探性的了解他们想干什么。当他打算借算命之机向我索费时，我便借故着客人已经到达而离开了他们。离开后不远处，我听到那俩位算命先生在自说：“又遇上了一名抠包”。我听后只是偷偷的笑了。

其实我对那些“算命先生”从来都没有什么好的感觉，总觉得他们的那些雕虫小技都是用来骗人的把戏。

在此之前，我曾经认识过一位“风水大师”。听说那大师在我们的那个县里十分“行时”，是我的老板的座上宾。

那是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由于我所在的那个小厂关闭了，我成了地道的下岗中年。因此而受聘于一家私营房地产公司，去当老板的秘书。主要的工作是帮助老板写写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之类的策划工作。

那时候的房地产业流行着一句名言：“第一是位置，第二是位置，第三还是位置”。可见九十年代的房地产业，在其萧条的时候，位置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它不得不与风水学扯上了关系。那时候的许多老板都比较相信风水大师。有信大师而发的，也有信大师而败的。简言之就是“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为了让我执笔时能够“拉风水做大旗”，老板把我介绍给了他的那位“风水大师”。开始时大师对我总是不屑一顾的。因为他乃一介大师，自认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尤其是他的〈风水学〉。我开始时只能与他聊聊人情世故，聊聊柴米油盐，偶尔也谈谈乡土趣事。他总是把他的《风水学》吹得神乎其神，还不时的吹嘘他的朋友圈。还会得意洋洋的介绍他的“丰功伟绩”。我总是投其所好的夸他几个回合。

有一次，我与他单独聊的时候我就问他“风水这东西到底有没有用？有根据吗？”他总是模棱两可的说“心诚则灵”。于是我又问他“你为什么不给自家搞个大风水而赚大钱呢？总比帮他人强吧？”

这时他就会对我说“我的命中注定是帮别人看命的，自己不能算自己的命”。这显然是个悖论。

于是，我便无话可说了，毕竟这是人家的饭碗。这些年，我见过的算命先生忽悠人的事也实在是太多了。

从那之后，我对风水先生的话总是保持着应有的沉默。“事无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那点中庸之道我还是懂的。

不过那一次，我倒是对他当时称呼我为“老板”的事感到有点意思。若干年后，“老板”的称呼却成了一种时髦。

在一次酒席上，我发现县里的某些领导也习惯的称县委书记为“老板”了，而且还叫得十分的自然。

再往后，国企改革，私企日兴，“老板”的称呼巳经不再时髦。一批“XX宇宙”公司的“老总”和“经理”们又席地而起了。据不完全统计，最多的时候，在海口的大街上，掉下一个椰子就有可能砸中几个“经理”或“老总”。连像我这样的小小工程师也有人改口称之为“老总”了。

“老总”于我虽然名实不符，听着觉得十分别扭，但我的内心还是其乐融融的。因为这是凡人都爱听的好话，“逢人减寿 逢货加钱”的奉承话听了让人舒服。因舒服就会成为一种理所当然，是人性也。

不过，在所有的称呼中最让我高兴的还是，过了“知天命之年”后那声被女孩们叫得甜甜的“大哥”。听后像喝了52度的陈年茅台，也是醉了。

那是零零年代，每逢单位宴请宾客，我都充当着“买单”的老板。因为是“老板”，酒店里的女孩们都亲亲的称我为“大哥”。我总觉得那是时间穿越了。

从少年时的“大叔”到老年的“大哥”，我的人生终于开掛了一回，这才是我最该高兴的事。因为那声“大哥”拾起了我年轻时的记忆。便有着一种返老还童的欣欢。

再往后，到了“官大官小一个样”的年龄，我终于退休了。一切好听的或者不好听的称呼终将成了过眼云烟。在家享受清闲的日子里，我又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称呼叫做“妚老”，此“妚老”乃夫人所赐。是文昌人年过半百之后老夫老妻的互尊。瘟含着“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的意思。

怏怏几十年的人世间，经历过N多称谓的变迁，难道不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吗？！

              Lin Daojin

        2020.04.04清明节于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