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宜敞亮，做人首先要敞亮。敞亮是一种可贵的品行。唐朝贤相陆贽在奏折中称赞大臣常用“端亮”一词，“亮”就是敞亮，光明磊落之意。开朗之人易于敞亮，深沉者难以如此。“深沉人要光明”（《幽梦续影》），不得不这样啊。王夫之也说过：“流俗之所谓深人，君子之所谓浅夫也。”深沉而被世人目为“阴鸷”，那就诸事难成了。
因做事诡秘，被自己所救之人漠视而遭杀身之祸，周顗最为冤枉了。王敦叛乱，王导率宗族二十多人每天到朝待罪。《资治通鉴》记载：“周顗将入，导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顾。既见帝，言导忠诚，申救甚至;帝纳其言。顗喜饮酒，至醉而出，导犹在门，又呼之。顗不与言，顾左右曰：‘今年杀诸贼奴，取金印如斗大，系肘后。’既出，又上表明导无罪，言甚切至。导不之知，甚恨之。”
王敦攻入京城，听信奸谄的吕猗的馋言，想除掉周顗，“从容问王导曰：‘周、戴，南北之望，当登三司无疑也。’导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应令仆邪？’又不答。敦曰:‘若不尔，正当诛尔！’又不答。”结果，周顗被杀。如果王导说出一言半语回护周顗的话，也许能够救他一命。就因周顗虚张声势的诡秘行径，让王导心怀恨意，坐视被害。后来王导见到周顗的“救己之表，执之流涕曰：‘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
害人者常诡秘，难道救人还须用诡秘吗？面对自己所救之人。周顗的行为正如陆贽所说的“以反道为权，以任数为智”而“陷身”。或有人以为他是掩人耳目，不露救人之意，以免招抗己之谗言。但须要那样虚张声势吗？周顗的行为缺乏作为大臣的持重磊落。
诡秘的行径足以偾事，不管所做之事正确与否。唐代王叔文永贞革新失败，世人为之痛惜：“贞元之末政事为人患者，如宫市、五坊小儿之类，悉罢之”，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况且刘禹锡柳宗元都是才能卓绝之人。但是，招致那样多的人的嫉恨，他们本该担责。《资治通鉴》记载王叔文“日夜与其党屏人窃语，人莫测其所为”。“事本可共图，而故出之以密；谋本无他奇，而故居之以险”。“以光大之举动为诡秘之声容，附耳蹑足，昼呼夜集，排群言，敛群怨，自诩为忧国如家，乃不知旁观侧目者且加以不可居之大慝。事既秘，言不能详，欲置辩而末从，身受天下之恶，自戕而已”（王夫之《读通鉴论》）。
即使你在做利民之事，以诡秘的方式，别人会疑你是“包藏祸心”，目你为“大慝”,你还无从辩白。这就是为何要“决策透明”“政务公开”的原因。“天下之事，昭昭然揭日月而行者，与天下共之”(王夫之《读通鉴论》)。先哲们给了我们睿智地提示，我们总是执迷不悟。旧思想能够生出新事物，这就是中华传统所以源远流长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