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讀到公眾號「格外格花園」的一篇文章：《「王的想象」和猜想中的「王」》，作者是齊宏偉（「格外格花園」便是他的個人公眾號）。齊宏偉將三維掛谷猜想與虛己（Kenosis）概念進行類比（這大概率是齊宏偉自己的想法，儘管文章結構或許也有AI輔助的痕跡）。
王虹和Joshua Zahl證明了，在三維空間裡，朝向各個方向的無數根針重疊在一起（所謂的掛谷集），雖然它的體積可以很小（甚至趨近為0），但它的維度必須仍然是三，不能降維。這意味著，外在形式的極度壓縮，不等於內在本質的減少。於是，齊宏偉將其與虛己（Kenosis）概念進行類比，指出三維掛谷猜想的底層哲學思維與「虛己論」相同。他說：「她（王虹）證明了，即使在體積近乎为零的絕對『虛己』中，空間的『全維度』本性也無法被磨滅。」坦白說，這樣的類比挺有趣，也富有啟發。（見「格外格花園」的推文）
事實上，我最開始想到的是希爾伯特第六問題與Matthew Croasmun的罪論（來自他的研究著作：The Emergence of Sin: The Cosmic Tyrant in Romans）。但我的想法不是去作類比，而是透過將狹義的希爾伯特第六問題與Matthew Croasmun的罪論進行對照，從而映射出自然科學（Natural Sciences）與人文學科（Humanities）在哲學底層的一些內在共性。這純粹引發了我的一些天馬行空的想象：順著鄧煜等人的研究，去想象人文學科的「可實證性」。
希爾伯特第六問題的核心關注點在於，我們能否從無數微小粒子的運動規律，嚴格推導出我們宏觀世界看到的連續物理規律？也就是說，從微觀世界到宏觀世界的橋樑是什麼？舉例而言，就像一杯水，如果我們將其放大到微觀世界，就會發現它並不是一個連續的整體，而是由無數高速運動、不斷碰撞的水分子組成。而每一個水分子只是按照簡單的牛顿力学物理規律運動。可是，當數以億萬計的水分子聚集在一起時，它們的集體運動卻產生了宏觀世界中的波浪、壓力和流動規律，並且可以用流體力學方程進行準確描述。希爾伯特第六問題就是希望從牛頓力學出發，嚴格推導出後面的介觀玻爾茲曼方程，繼而再成功推導出宏觀的流體力學方程。
但是這個推導面對諸多「反常識和直覺」的難點。一是，在牛頓力學方程式裡，時間（t）是可逆的，即用-t替換t是不會改變方程式的，可是在玻爾茲曼和流體力學方程式中，時間（t）是不可逆的；二是，在牛頓力學方程中，熵是保持不變的（或者說沒有熵的概念），但在玻爾茲曼和流體力學方程中則存在熵增，而且必然是熵增（而非熵減）。
從玻爾茲曼到流體力學方程的推導相對比較「合理」，兩者的時間都是不可逆的，且都存在熵增。最難的是，如何從牛頓力學推導到玻爾茲曼。雖然在我們的生活經驗中，能夠很自然地理解無數水分子匯聚成宏觀水流、且水流也遵循著規律的運行。但在數學方程式上，這兩者的性質看起來是「矛盾」的。鄧煜與合作者（Zaher Hani與馬驍）解開了這個難題。他們成功證明了微觀世界中高度複雜的粒子互動，經過尺度放大和統計平均後，會自然「篩選」掉大部分細節，留下可以描述宏觀流體運動的簡潔規律。這就填補了從牛頓力學到玻爾茲曼方程，再到流體力學方程之間長期存在的數學缺口。（以上對鄧煜等人的研究描述，參科普博文：https://www.zhihu.com/people/daokedaoscience）
從鄧煜等人的研究來看，個體粒子的隨機運動與連續性的宏觀規律之間是可以貫通的，兩者的關係亦能透過數學嚴密推導而證成。這裡面有個非常重要的哲學思維：宏觀整體的規律並非只是微觀個體的簡單相加，無數的微觀個體疊加到宏觀層面時其實產生了新的結構。在當代心理哲學上有一個重要的理論叫做「湧現論」（Emergentism），該學說認為：當一個系統的複雜程度達到某種臨界點時，會產生一些新的性質或能力，而這些性質雖然依賴於較低層次的組成部分，卻不能被完全還原為那些部分。簡言之就是，整體產生了部分沒有的新特性。
Matthew Croasmun在The Emergence of Sin: The Cosmic Tyrant in Romans中採用了「湧現論」來論述羅馬書五至八章的「罪論」。我在去年發表於中原大學《漢語》學刊的文章中，曾借鑒了Croasmun的湧現罪論來論述保羅的「罪論」。以下是我的一段論述：
「湧現論」強調每個合力的共同作用，或是合力差，或是合力和。該理論主張複雜的系統中某些性質和行為並非單一部分決定，而是由系統整體交互作用中自然生成。Croasmun討論了該理論其中兩個概念：「超驗性」和「向下因果關係」。超驗性指高層次實體在本體論上依賴於其更基本的屬性，但不能還原為更基本的屬性；向下因果關係則認為更大的結構對其組成成員加以制約。（見本書第二章的詳細討論：Croasmun，The Emergence of Sin: The Cosmic Tyrant in Romans，p22-56.）在此可用Croasmun所採用的種族主義例子來加以說明。Croasmun認為種族作為一個類別，乃是通過多重經驗和向下因果關係的反饋迴路構成和維持的。種族主義的後果是向四面八方傳播——從個人到機構和結構向上傳播，從機構向下傳播到種族主義者。（Croasmun，The Emergence of Sin: The Cosmic Tyrant in Romans，52.）
Croasmun的重要貢獻是，在微觀罪論（作為個體所行或寄居於個體內的罪）、宏觀—群體罪論（作為系統性問題的罪）和宏觀—宇宙性罪論（作為外部宇宙性權勢力量）建立一個實證的關係。基於湧現論分析，Croasmun創見性地指出，宏觀—社會群體性的罪，雖然依附於微觀—個體性的罪（或者說，群體結構性的罪由諸多個體性的罪構成），但宏觀—社會群體性的罪不可化約至個體的相加。
用Croasmun所例舉的奴隸製度而言，奴隸制度並非僅僅等同於無數個奴隸主個體所犯下的「奴役行為」之總和。雖然奴隸制度確實由具體個體的貪婪、暴力、剝削和對他者尊嚴的否認所維繫，但一旦這些個體性的罪行透過經濟、法律、政治、文化和宗教等多重結構長期累積並制度化之後，便形成了一種超越個別行動者的宏觀罪惡現實。換言之，一個奴隸主可能因個人的偏見或利益而參與奴隸制度，但奴隸制度本身卻不等同於任何單一奴隸主的罪，也不能簡化為所有奴隸主罪行的線性加總。奴隸制度作為一種「湧現」的社會性罪惡，具有自身運作的邏輯、規範和持續性，即使部分個體未必具有直接奴役他人的意圖，也可能透過參與該制度所提供的經濟利益、文化認同或社會秩序而被納入其中，並無意識地延續其罪惡結構。
從湧現論的角度而言，微觀層面的罪是宏觀罪惡結構形成的必要條件，但並非充分條件。個體罪行提供了制度性罪惡形成的「底層動力」，然而當這些行為進入特定歷史、政治和社會關係網絡後，便會產生一種新的存在層次，即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群體性罪惡。當然，基於湧現論所建立的「個體罪—結構性罪—宇宙性罪」模型，可說明的例子舉不勝舉，如父權制、教育內捲文化、文化和羞恥結構等等。
寫到這裡，這篇文章或許更算是一場靈性的默想。我只是想當然地覺得，無論是齊宏偉從掛谷猜想中「極度虛己卻不失全維本性」的哲學類比，還是希爾伯特第六問題中「微觀推導至宏觀湧現」的數學跨越，都讓我看到：自然科學的底層邏輯與人文學科的終極關懷，往往可以在底層哲學處展現一些深刻的共性。正是這種跨學科的共性，讓我大膽構想人文學科可能展現的「可實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