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文/凤媛
小时候，一年中最高兴、最盼望的事，莫过于“过年”了。进入腊月之后，“年”的脚步虽然越来越近了。
那时的我，最喜欢跟着母亲逛街备年货。每逢临近春节之时，老城那不甚宽阔的街道上仿佛立马变得车水马龙，人潮人海。在大街两旁的商店里摆满了过年的商品，有顺墙而挂的春联，有各种各样的烟花炮竹，有琳琅满目的糖果糕点等等。
我的童年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度过的，那个时候，国家虽然贫穷，物资匮乏，但每到年关，过年的气氛还是挺浓的。印象最深的是，差不多每户农家都杀猪、杀鸡、灌灌肠、炸油饼……
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初，爷爷还在世，家里就有爷爷和父亲两个壮劳力，按照生产队里按劳分配的原则，分到的钱粮能勉强维持生活，我们几个孩子那时候都小，吃穿用度也就不太大。但，在那个所有东西都要凭票供应的日子里，母亲天天都得精打细算着过日子，她也是一个持家能手，总是在过年的时候，用手里千方百计凑起来的票证为全家人赶制出过年的新衣服、新鞋袜。那时候全家人的穿戴，都是母亲一针一线在煤油灯下缝制出来的。她的针线活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她年轻的时候，性格要强，干家务活，做女红都是一丝不苟、百里挑一的，她做出来的东西自然是工艺精湛，令人夸赞。
腊月农闲时节，经常有邻居阿姨来我家向母亲学手艺，她们有的来剪鞋样儿，有的学棒针织毛衣的花样、有的请她为他们的家人裁剪衣料，还有的跟母亲学钩针编织。总之，常常在过年前夕，母亲总是很忙，为自家或者别人家而忙！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爷爷给生产队放羊时，不幸出了意外去世了。家里就剩下父亲一个壮劳力，母亲年轻时体质差，加上缺吃少喝、缺医少药，经常有病得不到及时医治，所以久病体虚，她不能做太重的体力活。这使得本来就勉强的日子过得更差了。往往是一年到头，分不到多少钱粮。到年关将近，父母总是为过年的吃饭问题发愁，更别说添置新衣服了。
父亲年轻时候迫于生计，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在这期间，他自学了做木活，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也算得上是木工行列里的能工巧匠，远近闻名。一到农闲时，常常有人请他做家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农村土地是集体的，要集体统一劳动，只有每年的腊月天，才能农闲放假回家。所以，在爷爷去世以后的许多年里，过年的时候，父亲多半都不在家里过年，他利用过年那几天在别人家里给他们做木活，为我们赚点零花钱。
想起那时候的情况，心里不免感到难受，在那个没有电话的年代里，我们没法和外出的父亲取得联系，常常是夜以继日地盼望着父亲回家的脚步声。母亲想念父亲的表达方式就是常常问我们姊妹几个：“你们想爸爸吗？”我们就齐声回答：“想”！
好像多少次，爸爸都是晚间才能回到家里，这时候弟妹们大多数都睡着了，我有时候被父母的说话声吵醒，常常听到父亲告诉母亲雇主家给他做了什么吃的，然后又怎样送别他回家，父亲的晚归说明路途的遥远，父亲是靠着双脚一步步走回家的。
父亲那几年回家一般都到年过后了，有时候直到生产队快要开工才能回来，所以，没有父亲在家的年，自然少了许多快乐。因为父亲在的话，他总是组织我们唱歌，他拉小提琴为我们伴奏，还放鞭炮。他不在家，我们几个年龄小，没有人敢放鞭炮。
到了八十年代，国家改革开放，土地实行了个人承包，农民们再也不用天天下地干活，闲暇时间多了，日子却过得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人们再也不为过年吃什么、穿什么而发愁。
在往后许许多多的过年前，家家户户除了逛街备年货外，还要抽空连续几天忙着蒸馒头、蒸扣肉、炸丸子、炸酥肉、做腊肠、包饺子……那浓浓的诱人的漂散在空中的香味总是引诱着我，偷偷的把一块还散发热气的丸子放在嘴里咀嚼。然后在春节过后的许多天里，家里就不用再上街买菜，依然可以靠着年货吃上个十天半月。
随着物品的流通频率地变快，生活节奏也加快了，往往春节刚过，各大超市便开始正常营业了。于是现在过年，很多家庭已不怎么上街购置年货，有些家庭更是把自己动手要做的年货也省略变成直接超市采购了。
真要感谢党和政府，在新世纪的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已极大的丰富，置办年货再也不用为口袋里的钱操心。让老百姓把每天的日子都过成了过年过节的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