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二节、（1）打群架的“小炮”们
阿拉那时的偶像是解放军和穿着军装带着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头头。到了中学自家也成了红卫兵了，偶像就变成电影《老炮》里的“老炮”了，这里“老炮”泛指打群架的流氓，一般都吃过官司。解放军也是偶像但不敢想，阿拉成份不好。
那时阿拉学堂的同学大多数都住在浦西黄浦江边上，原南市区陈家桥和董家渡街道，读书要乘摆渡过江到浦东上学，轮渡口就成了“小炮”们打群架的场所。
当时打群架的“家生”（器械）主要是学堂课棹椅上的三角铁，拆下来往袖口里一插老师也看不到，打了身上还可以，敲了头上马上“杠头开花”（头打破了）也叫“头崩脱”了满面孔是血，吃相难看蛮吓人额。打群架只是把对方打跑了就算赢了，如对方“头崩脱”了也算赢了，不会往死里打。如对方送医院治疗，打的一方还会派人到医院里去打听伤势；怕闯祸，怕刮三，怕让爷娘晓得。如对方家长报案，就刮三了，闯祸了。第二天工宣队就会到班级里来捉人送“文攻武卫”（文革时期工人民兵组织，取代了警察的部分职能）指挥部。如动刀的或者对方住医院治疗了，就有可能送少教所或者劳动教养（同吃官司），还要在全校开批斗大会。
其实打群架都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乘摆渡为了抢座位；如在学堂为了抢篮球架打篮球；还有就是为了女生争风吃醋“扎台型”；再有就是在社会上“抛顶宫”（抢军帽）所发生额争斗。
像现在学堂里额敲诈勒索，以大欺小额事体或者收保护费还木有听到过。一般是初二，初三不同额班级之间打，初一还小不敢打，也有不同额学堂之间打额。
当时浦东南码头有两所中学，浦东塘桥有一所中学，也有社会上的小青年参与，这种情况不多。打群架都是以某某街一帮人（兄弟、邻居、同学）与某某街或者某某里一帮人打。比如陈家桥的南仓街与董家渡的平安街打；再比如董家渡的祠德里与陈家桥的同仁里打。也有外区额亲朋好友来参与，但是比较少。
听讲小南门天福里一帮子人打群架也蛮结棍额，因打出人性命有人被判无期徒行。人家讲，当时打了最“结棒”额要算西凌家宅与新街两帮子人在南市区工人俱乐部（里面也有电影院）门口打额一场群架，双方头打了“头崩脱”不算还拿对方打了趴下送医院，结果双方都有人捉到庙里（公安局）去了。为什么会打了嘎结棍，因为西凌家宅和新街都是棚户区，棚户区住的都是同乡或者是亲眷（七大姨、八大姑）“一呼百应”打起来是不卖账额，上场亲兄弟。
所以迪额地方出来额“老炮”也结棍，迪个地方额“老炮”出来拉个场子（双方出场协调一下）基本上是能摆平额，否则就是一场结棍额群架。
当时打群架出了名额“小炮”都有绰号，如好听点额叫：阿明、阿良、天宝、天成、天明、建国、建军、建民（取姓名里的名字）；一般额叫：阿三头、阿五头、阿七头（按家里排行）；也有叫：大龙、老虎、猴子（按生肖）；差一点额叫：大扁头、橄榄头、菜瓜头（根据小辰光额头型）。有一种刚从“庙里”（吃官司）出来额剃额光郎头，就叫某光头。还有一种绰号叫起来前面还要加额名词（屋里厢住的地方）：如天福里额阿七头、同仁里额大扁头、平安街额大龙等。“老炮”一般以街道或地块作为名词加了前面：如陈家桥额阿明、南码头额天宝等。
因为“老炮”少，占额地盘大；跟美国的电影《教父》里额黑帮差不多，“老炮”一多就要火拼了，现在额“巴久灵”是听不到了。我在网上查寻了一下，上海打群架最出名额地方要算虹口区虹镇老街。啥额道理，如上所说：棚户区、同乡、亲眷，“一呼百应”打起来结棍。
阿拉小辰光听讲：“老炮”级的人物，陈家桥有额“阿明”，董家渡新街有额“小钢炮”。听讲“小钢炮”后来搞大了，开了一家浴场和一家饭店。因伊黑白两道都搞的定（蛮讲义气额），所以后来南市区旧区改造，伊帮人家动拆迁（以帮居民多争取点补尝费，帮动迁公司解决“钉子户”）也拉了不少“米”（钱）。
当时还有一种打群架用额“家生”就是一种削水果用的弹簧插刀，像电影《老炮》里用大刀的没见过，听讲有用三角刮刀捅死人额，只是听讲而以没有看到过，一直到我做了外科医生才碰到二个；一个捅在心脏，一个捅在脾脏都因大出血来不极抢救而死亡。
学生子打群架都是以多打少，少的打不过就逃，夏天为了逃避对手追打，许多“小炮”们就跳黄浦江游（逃）走。
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也是我们的游泳场所，每年都有人为了游泳而让母亲河抱走（溺水而亡），带着青少年的无知去那远方的大海。
上海额“小炮”打群架一直打到江西和安徽插队落户额地方，打到云南额橡胶农场和黑龙江大兴安林额林场（六九届），打到上海额崇明农场和东海农场（六七届到七六）。
“小炮”们是最听国家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伊拉积极响应。“小炮”们是最需要自由的青年人，也是学堂里上山下乡最积极的一批同学，伊拉都是一帮人同时报名去一个地方。伊拉，“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师到我家”。迪个辰光红卫兵干部大多是“缩货”（退缩了），门槛精，最好是留了上海，实在木有办法（按政策）也捡好额农场去。“小炮”们都有英雄主义情怀，被工宣队和老师一忽悠就拿屋里额户口簿愉出来报名了，爷娘晓得也“来不及”了。就像当年忽悠上海人到新疆去一样额，“头顶紫葡萄，脚踏哈密瓜”，多么美好的憧憬。
“小炮”们被忽悠的很丰满，到了农村面对现实生活很骨感，当时的城乡差距是“小炮”们无法想象的。“小炮”们插队落户到了农村，由于肯吃苦（迪额苦吃了结棍了）又有江湖义气所以混得还不错，愉鸡摸狗额事体也做了不少。听讲与当地农民打架，侬只要讲我把哪屋里厢房子烧脱，农民基本上就不敢跟侬打了，农民唯一的财产就是房子，侬烧伊房子不是要伊命啊。“小炮”们在广宽的农村，也打出了自家额天地。
到农场的就“吃不开”了（不行了），工宣队蛮“触克”额对“小炮”打群架额事体在档案里都跟侬记上一笔，所以“小炮”一到农场报到，场部领导就“锚牢”（注意）了。农场一般都是准军事化管理，“小炮”们额自由空间被大大的压缩，“小炮”一反抗就要“吃家生”（处罚），侬逃就捉侬起来关禁闭，再闹就送侬去“吃官司”，反正“小炮”到了农场是木有花头了。靠打架“不卖帐”混出世额有伐？也有，但很少。场部领导认为侬蛮“硬质”额，在小兄弟里也蛮有威信额，农场也要有人做生活额，所以硬额不来赛就来软额，花好稻好收买侬（提侬做队长，给侬入团），就像小说《水浒》里宋江被朝廷招安一样额，目的只有一个让侬管好一帮小兄弟好好做生活。
下面我摘一段上海老知青的回记博文：
2008年我在川沙的赴云南知青聚会上意外地看见了几十年未见面的花和尚花柄良。姓花的人很少，加之人又长的五大三粗的像头蛮牛，人们就更容易联想起水浒传中的花和尚鲁智深。当年花和尚还是知青时在水利二团就很有些名气了。
他是上海浦东高桥人，他和很多同他一起到云南上山下乡的知青一样都是高桥一家很大的棉纺厂的职工子弟，到了云南后他俨然成了这帮人的头。这个花和尚是个身体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却极重江湖哥们义气的人物。1970年他到水利二团后起先被分配在3营18连，几年里经常听到他带着跟着他的朋友和其他知青打群架的消息。1973年他所在的18连被解散，连里人被拆散分到3营的其他连队，他和几个18连知青分到了我所在的13连。
那时我任13连3排的排长，他分到我的排里，搭了一个床睡在我的床对面。起初我对他抱有警惕，时间长了逐渐对他熟悉后竟然还和他成了朋友。他干活不偷懒，如果有人干活出工不出力被他看见了，还会被他责骂，别人也不敢反抗。有一天晚上我和他睡在床上都睡不着觉。花和尚就和我聊天，说，“别人都叫你野牛，你到底有什么厉害的，敢不敢和我单挑”。不给这个花和尚一点厉害，他还真把自己当成老大了。我和花和尚起床走到操场上，摆开了架势。宿舍里的知青都不睡觉跑到操场观战。一上阵就打成了个势均力敌，这个蛮牛不仅力大，身子也沉，没有办法把他当成背包摔出去，而他也奈何不得我。僵持中在旁边观战的知青呼叫声惊动了连部的指导员，他打着手电筒从连部走下来，知青们一哄而散都跑回了宿舍睡到床上，我和花和尚知道要挨骂了，也赶紧溜回宿舍滚到自己的床上。从此我和他真的成了朋友。
他毕竟还是出事了。有一天他在17连的知青朋友和其他知青打架吃亏了，闻讯后他带上几个和他一起从原18连过来的知青拿着刀棍要到17连去帮小兄弟打架，我拉住他不让他去，但是他气势汹汹的摔开了我的手，眼睁睁的看着他过河往17连走去。事后得知他带着一帮人和对方火并，打伤了对方几个人。团部紧急出动保卫科的人，用绳子把他捆上押到团部看守所里审问。连部也成立了审讯小组，指导员任我为组长，负责审讯几个跟着花和尚去打架的知青。在审讯其中一个知青时，我悄悄地对他说，相互之间别乱咬。不料我才走出审讯室没多久，指导员就派人叫我到连部去，问我有没有说过相互之间别乱咬的话。原来那个知青在我走后就立即出卖我了。我支支唔唔的也不说是，也不说不是。指导员从我的神色里明白了一切，挥手叫我下去，让别的审讯小组成员去审讯，我吓出一身冷汗，幸好没把我也捆起来。以后这个知青被审讯完后就被日夜关在一个小屋里，里面除了一张床，什么也没有。有一天晚上轮到我看守他，只见在昏黄的灯光下，他头朝里蜷缩在竹板小床上一声不吭，真是又可恨又可怜。在2008年知青聚会上我也见到了他，什么话也没说，我笑着拍了拍他肩膀，他也对我笑了笑点点头，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总归还是朋友，我到团部去看望花和尚，因为是重犯不许探望。我托看守所的人给他带去一双鞋，鞋里塞了2包香烟。我也不知道他在里面能不能抽烟。从此就再也没有见到他。
以后听说他被判刑了。刑满释放后回到兵团，被安排到一个人烟稀少的深山沟里养猪，沉静死寂的山里就他一个人，每天只能和猪说话，到了漆黑的夜晚，听着山上野兽的吼叫，真的要疯了。才呆了一个月他就跑回团部要求下连队和知青在一起，否则宁可再被关进牢里。但除了挨一顿训斥外，最后还是垂头丧气灰溜溜的回到山里。这期间我也已离开连队，调到大山里去当山寨小学教师了。
几十年后我见到他真的很吃惊，在这种环境里他还好好地活下来，而且变化不是很大。我握了握他的手，活着就好。谁都会在年轻时因幼稚而犯错误吃苦头。正因为过去吃过苦，更要珍惜今后的幸福生活。”
以上博文佐证了我所描述额“小炮”们到农场去的遭遇。
听说打倒“四人帮”文革结束后，云南的橡胶农场就是当时去农场的上海“小炮”们带头，要求改善知青在农场的生活待遇，并最终要求落实回沪政策的农场 。“小炮”们的抗争产生了“蝴蝶效应”，使这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知识青年返回原住地（出生地）而收场。
从学生时代打群架的“小炮”，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小炮”；再到回沪重新融入上海，成为“4050”下岗工人的“小炮”。也有少数走上领导岗位的“小炮”。在伊拉身上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义”字当头，也可以看到阿拉当年所崇拜的“老炮”精神。
如传说中的“黑帮”（黑龙江农场）和“崇帮”（崇明农场）。
什么是“老炮”精神？导演管虎说：“‘老炮儿’是一种精神。‘老炮儿’在北京话中，专指提笼遛鸟、无所事事的老混混儿。看过电影后，观众大致懂了，‘老炮儿’代表的是一种精神，这里面包含着兄弟的情义、对承诺的信守、对规矩的尊崇……。”
导演管虎还说：“‘老炮儿’的确是一种精神，我认为那是中国人身上应该有的好的品质，但因为时代发展过快，很多人慢慢淡忘和丢掉了。拍电影多少有点小义务，需要把精神拿出来让大家看，就算是对大众的提醒吧。”以上是电影导演所说的“老炮”精神。我个人认为：“老炮”精神就是做事讲规矩、讲诚心、讲义气。上海人讲：侬迪种人是“模子”。
下面是上海滩上的大“流氓”杜月笙，百年后国民党给伊额盖棺定论。
忧国耿孤忠，不仅垂声游侠传；首丘慰遗志，成同酧酒大招篇——国民政府国防部部长何应钦挽杜月笙。
班生投笔，卜式输财，历济艰危昭史乘；范式凭棺，伯牙碎轸，忍教生死隔襟期。——台湾当局“总统府”资政许世英挽杜月笙纪念联。
杜月笙过世后，于1952年10月下葬于台北县汐止镇（今新北市汐止区）大尖山下。墓地坐东南朝西北面向上海，位于今天秀峰国小后方，墓园上有蒋介石题字“义节聿昭”，墓园本有牌坊，上有张群题字“誉闻永彰”。
看来用阿拉上海人额标准来看，杜月笙也是额“模子”，也是北京人所讲额“老炮”儿。
杜月笙江湖地位是靠打出来额、“老炮”地盘是靠打出来额、打群架额“小炮”名气也是靠打出来额，迪额打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阿拉从小听着：《水浒》一百零八将，替天行道；《三国演义》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沙家浜》“江湖义气第一桩”长大额。目睹着：造反派之间的武斗，文攻武卫的夺权，打群架的森林法则。
法制的缺失，正义得不到伸张，在这灰色年代里“老炮”精神得以发扬广大。打群架体现了男子汉的英雄主义和江湖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我们这一代“文革产”的初中生，看来是顺理成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