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教堂思维是指把个人目标和一个宏大的目标建立关联，从而产生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促使自己做出更积极的行动。
很多人都听说过“三个石匠”的比喻：一个人遇到三个石匠，问他们在干什么？其实他们三个表面上干的都是一样的，但是三个石匠的回答是很不一样的。第一个石匠说，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不错的饭碗，第二个石匠说我做的是方圆几十里数一数二的石器活。他问第三个你在干什么？第三个说我在建大教堂。
管理学家经常用这三个石匠的回答来比喻三种做企业的境界，用我们今天的话说，第一个石匠和第二个石匠，他们做事的动力都是来自于一个很具体的、阶段性的目标，就是得利或者是得名。而第三个石匠的回答是我在建一个大教堂。
解释一下什么叫“大教堂”。大教堂跟一般的小教堂不一样的是，它从开工之日到完工之时，往往要隔一两百年甚至两三百年。科隆大教堂建了好几百年，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从1892年开始建，建到今天还没有建完。
第三个石匠的回答，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述，就是purpose。它是一种长远的、并不局限于具体的哪件事上的一种目的。
斯坦福大学教育研究所的威廉·戴蒙教授，通过长期研究发现，优秀的、真正有创新潜力的学生，学习动机往往不是由阶段性目标外在驱动的，而是由内在目的驱动的。前者可以叫要我学习，后者叫我要学习。
这对应英文当中的两个词，一个叫target，一个叫purpose。Target就是一个具体的目标，本意是靶子，确切的阶段性的目标。Purpose是目的，做事的内在原由和企图。
崔健的《花房姑娘》里头有一句词，叫“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这句歌词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叫purpose。所谓大海的方向就是一个大致的、并不局限在哪一个具体的目标上的目的地，也许为了实现那个目的会花费你大量的时间，甚至一辈子的时间和精力，这才叫purpose。
可能你会觉得这不是大道理吗？我们的生活中就是有一个个的小目标，干嘛要想那种虚无缥渺的长远目标？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就想到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观点其实不是对现实的描述，而只是个人气质的流露而已。
一位美籍华人教授写的一篇文章。他说在美国一些著名的大学里，带博士生的教授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不要招中国来的学生读博士。原因很简单：中国学生考博士的能力很强，往往其他国家来的学生比不过，但是中国学生读完博士以后，毕业找工作的标准基本上是一个：哪个地方给的薪酬高。所以你能看到好多读数学、物理、生物的人，放弃他们的专业上华尔街去。
这些教授觉得很痛心，我花这么多精力来培养你，是希望你能够在这个学科上大有作为，结果你竟然因为一份高薪的工作，就放弃了你值得追求一生的目标。所以他们就觉得培养中国来的学生读博士有巨大的风险，白培养一通，当他找到工作的时候，就把学到的东西都还给老师了。
如果总是阶段性的目标，就感觉像被目标威胁或者驱使一样，这就如我们我们中国的教育一直是“威胁性的教育”。上幼儿园的时候家长就会告诉你，你要好好学习，像史家胡同小学、中关村一小，到时候会要考试的。小孩儿心里就被注入了一个目标，其实是被注入了一种恐惧。因为父母在给你设定目标的同时，也给你设定了一个恐惧，你要是不上那样的学校，你将来就考不到好的初中、好的高中、好的大学，你就只能去干什么，而不能干什么。
上学的时候，学校里都特别爱用排名的方式，这其实也是一种威胁手段。只要你不努力，你就会排在后面。
如果一个“好孩子”，按照父母的要求，上完了从史家胡同到哈佛大学的整个过程，之后他干什么呢？父母对他的要求以及他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很可能是找到一份好工作，一份高薪的、体面的工作。
这就是说，我们的教育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短期的、背后含有威胁性的目标所驱动的。这是一种外在的驱动，你学习不是因为你想学习，而是因为你不得不学习，你知道你不努力的结果是什么。所以，当你完成了一个个的阶段目标，终于到达那个所谓最终目标的时候，你发现那其实也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当把这些东西都完成的时候，你发现你就成了一个很平常的人。
这就是威廉·戴蒙教授提出的一个观点：我们在现代教育里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缺失，就是我们越来越忽视purpose，而越来越用具体的target去驱动我们的学习。
回想一下三个石匠的比喻，我们也就明白了美国的教授为什么不太爱招中国的学生。因为中国的学生从小接受的教育是第一个石匠的思维，很少像第三个石匠去想问题。
第一个石匠的思维方式很务实，我们可能都觉得那样很靠谱，但是他不靠谱的地方在哪儿呢？一旦你形成了一种用阶段性目标作为行动驱动力的习惯，当这些目标差不多都实现的时候，它有两个结果：
第一，当这些目标都实现的时候，比如说你博士都毕业了，然后又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然后就是平庸、就是无聊、就是中年危机。你选择这条道路、这种思维方式的时候，你已经把很多的可能性悄悄屏蔽了，不知不觉给自己做了一个你不知道的手术。
在这一点上有点像吸毒和服用兴奋剂。吸毒和服用兴奋剂都是用一种外在的东西来给你制造驱动力，但一旦这个东西不存在的时候，自己产生快乐的能力就被废除了。如果我们总是用阶段性的目标，也就是用target作为我们努力和行动的目标，那么就会出现一个结果，叫不可持续。
假如你在阶段性目标都实现以后，你得到的最大感受就是“不过如此”，与此同时又没有别的动力让你去想干什么，你会陷入到一种挥之不去的迷惘和厌倦状态，这是很多成功者的中年危机状态。
第二，上述还是比较幸运的，大部分人没那么幸运，总是在某一个阶段目标、在通某一个关的时候，一下子命都全丢了，死在某一个关口上。
这个社会其实分成了三类人：
一类就是连初期的阶段性目标都达不成的，心态就可以用一个词来描述，习惯性愤怒。
如果幸运一点，你通过了初期的目标，已经达到了中期的目标、开始向后期的目标进发，就进入了所谓的中产阶级。这个时候你的状态其实：一方面，意识到自己的状态很脆弱，弄不好随时有可能掉到习惯性愤怒的状态里；另一方面，你又没办法继续往前走，所以就会陷入到一种所谓中产阶级的习惯性焦虑当中。
就是上述的不知道干什么，“成功者的中年危机”。
我们发现这就很滑稽了，要不就是习惯性愤怒，要不就是习惯性焦虑，要不就是习惯性迷惘，这就是你选择这条路径的三个结果。
假如不选择这样一种路径，你是按照威廉·戴蒙教授说的，用一种内在的目的驱动你自己，这个目标也许是遥不可及的，但是它永远牵引着你，即使你到不了大海，只要你一直向着大海的方向，你就既不会愤怒、也不会焦虑、也不会迷惘。原因是你努力奋斗的动力，是自内而外的，你学习不是要我学习，而是我要学习。
按照威廉·戴蒙教授的说法，你的purpose/内在动机/长远目标，是由三部分组成的：
第一，我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从幼儿园你可能就开始被问这个问题，当然你可能会有调整，但是不变的是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什么是我即使没有得到回报、不能马上得到回报，我还乐此不疲的那个东西。
第二，我擅长的是什么，有的都是我很感兴趣，但是事实证明我不擅长。比如说我很想成为一个钢琴家，但是我的听力有问题，那这就是你不擅长的，你要调整。
第三，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到底有哪些问题，有哪些问题是真正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里包含哪些机会，我做什么事情能够帮到别人、帮到世界。
村上春树在《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中写到：总之岁月漫长，然而值得等待。
拥有大教堂思维，为了长期目标而奋斗的岁月是值得等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