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继续介绍自己在涪陵观察到的三峡大坝修建过程中各方的反应情况，并由此延伸讨论了中国早期的三线建设战略与中国底层老百姓的集体主义思想，作为一名美国人，何伟客观来讲还是无法接受中国的这些体制和思维，旁观者算是帮群众思考一下吧。何伟开始逐步被环境同化，这样他就更能理解中国了。
有报道说，一些移民没有拿到安置补偿款，这常常是因为贪腐的官员们私吞了有关经费，这种问题在万县这样的下游城市尤其严重。不过，就算碰到了这样的事情，人们最常见的反应也就是私下抱怨一番而已，谁也不会公开抗议和反对。（原因大家都懂）大坝工程中的这点动荡让外人觉得不容小觑，可如果把它放到当地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衡量，也还真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在过去的五十年间，中国经历了解放战争、1958—1961年“大跃进”运动、“WHDGM”，以及改革开放。（被苦难的群众呀）
涪陵和其他沿江小城还有一层额外的经历，它们是毛泽东“三线”战略的焦点之一，这一战略在20世纪60年代对当地的影响尤为巨大。战略的早期准备工作始于1950年，毛泽东派遣邓小平去了西南地区，对上海的军工企业搬迁到四川和贵州的边远山区进行可行性调查。触发这一战略的是美国的核弹威胁，因为毛泽东一直担心，中国高度集中的国防工业非常容易招致来自美国的攻击。朝鲜战争则加快了该战略的实施步伐。最终，中国四分之三的核武器制造厂以及航天工业的一多半被编入了“三线建设”。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毛邓时代的中国》一书中说，这一工程“相当于把加利福尼亚州的高科技产业连根拔起并整体搬迁至1880年蒙大拿州的荒郊野外”。（特定时代问题，我们后人没经历也不好评说）
相比之下，把河流截成大湖看起来不过小事一桩。涪陵的经济多来自当初的三线建设工程，当地人因此对于巨变并不陌生。当地有一家工厂名叫海陵厂，现在生产的是内燃机，最初却是从上海迁来的一家国防企业。在涪陵上游几英里远的地方有川东造船厂，曾经为核潜艇生产配件。当地满大街跑的长安——长久的平安——出租车产自重庆的一家工厂，这家工厂最初生产的则是军用枪械。（原来如此，长安汽车我说怎么会到重庆呢）
1980年，邓小平掌权后，取消了这一战略项目，很多曾经的三线建设项目以这种方式进行了转轨。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不断改善，来自美国的威胁似乎也没有那么严重了（再说，把兵工厂放在涪陵这样的地方实际上也起不到多大的防护作用，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何伟说的可能不了解毛主席的战略，红军时期这个策略就有了）。三线建设项目成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在有些年份，花在这个项目上的经费占到了国家财政预算的百分之五十。从来还没有哪个大国如此大规模地对经济结构进行过重组——就连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有人因此估计，三线建设对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破坏程度超过了“WHDGM”。（保住新中国的办法之一吧，当时底子太弱了）
尽管规模宏大，三线工程的实施和取消却相当隐秘，涪陵和其他三线建设城镇对于该项目的进展情况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他们知道，那一道道命令来自北京，那一道道命令把上海的工厂迁了过来；他们还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涉及军事，敏感而需要保守秘密。这些东西你是不能打听的，就这样经历了四十年的光阴，人们自然而然就不会去过问三峡大坝有什么问题。事情就这样，此一时彼一时——就像川东造船厂，搬迁过来是为了建造核潜艇，后来却转型成为了造船厂，也许最后会永久地消失在新长江的水面之下。（当时基本是是一切服从中央）
尽管对这一段历史略知一二，我还是觉得人们对三峡大坝工程缺乏兴趣和漠不关心达到了不一般的程度。现在的人们受教育的程度远胜于以往那个年代，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应该记住所经历的历史教训，防止因盲目而重蹈覆辙。（这个在理）然而，十分明显的是，普通民众对于三峡大坝和下游城市移民的命运完全漠不关心。一次，孔老师和我在上课的时候谈到了三峡大坝，我问那些即将到来的变化会不会令他有所担心。
“不会，”他回答道。我看得出来，他觉得我问得有些奇怪。
“那么，有没有人担心呢？”
他想了一下。“如果你是移民，”他回答道，“那你可能会有所担心。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关系不大。”（哈哈，人性如此）
我在涪陵住得越久，就越发现这实际上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回应。之所以奇怪，是因为外国报纸对此项工程刊登了许多尖锐的评论，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也有一些愤怒的批评声。然而在大坝将会造成直接影响的涪陵，却看不见任何不快的迹象。在我居住的两年时间里，我从来没有听到哪个人对三峡工程有过不满，倒是听到他们对其他的敏感议题发过牢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呀）
在我看来，这种对公共事务的疏离是如此彻底，恐怕无法把它简单地归咎为“后解放时代”的社会模式。过去的五十年教导人们不要参与公共事务，可在一定程度上，共产主义建立的基础却是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形成的社会模式维持了几百年的时间。（一针见血呀，其实我们很久没有改变了，政府改了，群众思想没改）这样的特征很难描述，尤其难以说清楚它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的学生们经常写道，中国人是多么具有集体意识，这鼓舞了人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互相帮助，而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则走上了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道路。（哈哈哈，容易极端）
我并不认同，通过比较在个体和群体问题上大相径庭的态度，两个国家的政治差异就能得到清晰的（以及道德化的）解释。不过，若说到包含了家庭和朋友的紧密社会网络时，这样的陈词滥调可能会更准确一些。在涪陵，我所了解的家庭毫无疑问要比美国的家庭关系更为紧密，因为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没有那么的自我中心。他们彼此之间十分慷慨，而这种大度常常会延伸到好友身上，从而把他带入到十分紧密的社交圈子中。集体主义思想对老年人显得尤为重要，因而他们在这里得到了比美国好得多的关怀照料。在涪陵，我从未看见过老年人被抛弃在“退休人员之家”，他们基本上跟子女一起生活，照料孙辈，或是帮着耕种田地、打理生意、操持家务。毫无疑问，跟我在美国老家看到的相比，他们的生活更有目的，更有规律。（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如此，领导人们也是这么过的，政策自然如此）
不过，这样的集体主义仅限于一些小团体、家庭、朋友和单位之内，这些紧密的社交圈也起到了一定的边界作用：它们既包容，又排他。对于自己熟知的圈子外的人，一般的涪陵人几乎很少表现出认同感。在日常生活中，我见过无数这样的事例。最常见的莫过于排队买票时的纷乱，与其说是排队，不如说是扎堆，一大群人挤过来挤过去，相互之间你推我攘，丝毫不顾他人死活。这个例子能够很好地说明集体主义思想，但跟我学生所说的东西又不一样。集体地来看，一群乌合之众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把票买到手——但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把他们凝聚起来，于是，每一个个体都会拼尽全力，以尽快地实现自己的个人目标。（多面的中国人，对内，对外，有时候就是两种人格呀）
到了冬天，我对这个问题又有了新的看法。为了节约用电，这里会定期拉闸限电。我的公寓只能通过电热取暖，而有时候停电会持续数个小时——漫长而又寒冷的几个小时里，漆黑一片的房间让我感觉越来越不舒服，直至我在烛光里呼出白色的水汽。我发现在这种时候，我不会再去多想涪陵的挡水墙有没有用、移民们会不会得到很好的安置、白鹤梁会不会得到充分的保护。我考虑的是如何取暖。寒冷就好似饥饿，让其他一切都显得无足轻重。（哈哈，也是屁股决定脑袋呀，只基于自身利益来思考）
在中国，很多人都这么思考问题。这跟美国不同，那儿的人均电力消耗达到了三千瓦——足够所有美国人在同一时间一起打开一只电烤炉和一只电吹风。而在中国，人均电力消耗只有一百五十瓦，只够大家点亮一两只灯泡。但对那些根本无电可用的六千万中国人来说，连一只灯泡都点不亮。（资源无法做到所谓公平分配，咱们向来少数服从多数呀，被当做代价的人也没办法）
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类工程具有两面性。这个国家有数千年驾驭和驯服河水的历史——人类文明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具有这样的历史记录，可以把一条条大小江流成功地加以持久利用。四川中部的都江堰，设计巧妙，修建于两千三百多年之前，时至今日依然正常地发挥着灌溉功能，把成都平原变成了全国肥沃的鱼米之乡。此前，长江也曾被驯服过，纵使规模较小。1981年，在目前修建的三峡大坝下游，人们修建了葛洲坝。
不过，在河南省发生的是历史的另一面，1975年的暴雨使得六十二座大坝如多米诺骨牌般纷纷溃决，死亡人数达到了二十三万。尽管那次灾难的规模非同寻常，但工程质量之低劣却并非异常：自1949年来，中国共有三千二百座大小水坝溃决。就本世纪而言，中国的大坝溃决比例为百分之三点七，而世界其他地方的比例为百分之零点六。（早期修建的大坝确实比较一般，后面的国家级大工程葛洲坝和三峡，这些建设还是相对很靠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