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粮的日子到了

分粮那天,北风已经刮得像刀子。

公社粮站前的空地上,堆着小山般的麻袋。会计拿着喇叭,按着工分簿一家家喊名字。人们排着队,眼巴巴地望着那些粮食,眼神里混杂着期盼、焦虑和计算。

“陈大海家!”会计的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

陈浩扶着父亲,走到前面。父亲的脚还没全好,走路仍有些跛,但他坚持要亲自来。

会计翻开本子,推了推眼镜:“陈大海,今年总工分八百四十七;王秀英,六百二十一;陈二石……”他顿了顿,抬头看了陈浩一眼,“从六月十五到年底,总工分一千零三十三。全家合计两千五百零一个工分。”

周围响起低低的议论声。陈浩能感觉到那些目光——有惊讶,有同情,也有漠然。他知道这个数字在队里算低的,尤其是父亲受伤后,家里几乎全靠他一个人。

“按今年收成和工分值折算……”会计拨弄着算盘,“可分粗粮一百二十斤。细粮三十斤。油五斤。布票六尺。”

父亲的脸色白了一下,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点了点头。

陈浩帮着把粮袋搬上手推车时,感觉心里沉甸甸的。一百二十斤粗粮,主要是玉米和高粱;三十斤细粮,是小麦;再加上五斤油——这就是全家三口人接下来一整年的口粮,要撑到来年秋收。

回家的路上,父子俩都沉默着。手推车的轮子在土路上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像在呻吟。北风卷起尘土,打在脸上生疼。

“爸,”陈浩终于开口,“这些粮……够吗?”

父亲没有立刻回答。他望了望阴沉沉的天空,又看了看路旁已经掉光叶子的枯树,好一会儿才说:“得省着吃。掺野菜,掺麸皮,一天两顿,应该……能撑到开春。”

但陈浩听出了他语气里的不确定。

回到家,母亲看着那几袋粮食,眼圈红了,但很快转过身去,假装整理灶台。“有粮就好,有粮就好。”她喃喃地说,声音有些发颤。

陈浩把粮食搬进堂屋角落的粮缸里。缸是陶的,很大,但这一百多斤粮食倒进去,只铺了个底。加上家里原有的不到二十斤存粮,总共也就一百四十斤左右。

他简单算了一下:三个人,到明年秋收还有差不多十个月。平均每个月只有十四斤粮,每天不到半斤。这还不算油、盐、菜等其他开销。

半斤粮,分成两顿,每顿只有二两多——也就一小碗稀粥的量。

陈浩第一次如此真切地理解了“饥寒交迫”这个词的含义。这不是书本上的概念,不是老人口中的回忆,而是摆在眼前、压在心头的事实。

那天夜里,陈浩被冻醒了。

土坯房不保温,寒气从墙缝里钻进来,像冰冷的针。他裹紧薄薄的被子,听见隔壁房间传来父母压低声音的谈话。

“……不行就把那件棉袄当了。”是母亲的声音。

“当?当了穿啥过冬?”父亲的声音很沉,“我的脚快好了,开春就能下地。冬天地里没活,省着点,能熬过去。”

“可二石正长身体,天天喝稀的怎么行……”

“唉……”

那声叹息又长又重,像石头一样压在陈浩心上。

他睁着眼睛,看着黑暗中的房梁。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漏进来,在地上投出一小片惨白的光。他突然想起自己原本的世界:暖气充足的房间,随时可以点外卖的手机,塞满零食的冰箱,还有对父母“别总吃剩菜”的抱怨。

那些曾经以为理所当然的一切,此刻都成了遥不可及的奢侈。

他紧紧攥着被子,指甲掐进掌心。不能这样,不能眼睁睁看着父母挨饿受冻。他得做点什么。

第二天一早,陈浩去找王建军。

王家住在村东头,三间砖房,条件在村里算中等。陈浩敲门时,王建军正蹲在院里修锄头。

“二石头?稀客啊!”王建军看见他,咧嘴笑了,“进来坐。”

陈浩没进去,就站在院里,开门见山:“建军哥,我想问问……有没有啥门路,能弄点粮食或者钱?”

王建军的笑容敛去了。他放下锄头,拍拍手上的土,拉着陈浩走到院角的柴火垛旁,压低声音:“咋了?家里揭不开锅了?”

陈浩点点头,把分粮的情况简单说了。

王建军沉默了一会儿,掏出自己卷的烟叶,点上,深深吸了一口。“今年收成是不太好,但你家这情况……确实够呛。”

“有啥办法没?”陈浩问得急切。

王建军皱着眉,思索着:“去黑市?那风险大,价格也贵,咱没钱。去山里挖药材?这季节不对,而且你不认识。打零工?这大冬天的,哪有什么工可打……”

他每说一样,陈浩的心就沉一分。

“要不……”王建军突然眼睛一亮,“去河套那边捞鱼?”

“捞鱼?”

“对,村西那条河,冬天水浅了,有些深水潭子里应该还有鱼。就是这天太冷,下水遭罪。”

陈浩几乎没犹豫:“我能行。”

“你先别急。”王建军按住他,“这事儿得偷偷干。河里的鱼算集体的,私人去捞,抓住了要挨批斗。得等晚上,还得找个靠谱的地方。”

“你帮我。”陈浩看着他的眼睛。

王建军又吸了口烟,烟雾在冷空气中迅速消散。“行。谁让咱们是兄弟。不过得准备准备,网子,筐子,还得有火烤——不然下水非得冻僵不可。”

两人商量了一会儿,定在三天后的晚上行动。王建军说他去准备工具,陈浩负责找点干柴和破衣服——下水后得赶紧换。

回家的路上,陈浩心里稍微踏实了些。至少有了个方向。

接下来的两天,陈浩一边帮着家里干活,一边偷偷准备。他从柴火垛里挑了些相对干燥的柴枝,藏在自己屋后。又翻出一件最破的棉袄,准备下水时穿——湿了也不心疼。

第三天傍晚,天黑得早。刚吃过晚饭——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糊——陈浩就说要去找王建军商量扫盲夜校的事。父母没怀疑,只是嘱咐他早点回来。

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王建军已经等在那里了。他背着一个大筐,里面装着自制的渔网、麻绳和一个破铁皮桶。

“走,绕小路。”王建军低声说。

两人避开大路,沿着田埂往西走。冬天的田野一片荒芜,枯草在风中瑟瑟发抖。月亮还没升起,只有微弱的星光,勉强能看清脚下的路。

走了约莫半个时辰,听到了流水声。村西的河不算宽,但在这寒冬腊月,水流声显得格外清晰冷冽。

“就这儿。”王建军指着一个河湾处,“这里水比较深,夏天我看过有鱼。”

两人放下东西,王建军从筐里拿出渔网。那网是用旧蚊帐和麻绳改的,不大,但勉强能用。

“我下水,你在岸上拉着绳子。”陈浩说着,开始脱衣服。

“等等!”王建军拦住他,“你确定?这水可冰得很。”

陈浩没说话,只是继续脱。他留下那件破棉袄,把裤腿卷到大腿,光着脚,一步步走进河里。

那一瞬间,他几乎叫出声。

水冷得像千万根针同时扎进皮肤,直刺骨髓。他的腿瞬间麻木,然后是一种烧灼般的疼痛。他咬紧牙关,继续往前走。

河水不深,只到大腿根部,但底下的淤泥很软,每走一步都要费力拔腿。水底的石头硌得脚生疼。

“慢点!稳住!”王建军在岸上低声喊。

陈浩走到河中央,站稳了,接过王建军递过来的渔网。他的手已经冻得不听使唤,试了好几次才把网撒开——动作笨拙,远不如他这些天学农活来得快。

第一网拉上来,只有几根水草和一只小螃蟹。

第二网,空荡荡。

第三网,终于有了收获——两条巴掌大的鲫鱼,在网里挣扎,鳞片在星光下闪着微弱的光。

“有了!”王建军兴奋地压低声音。

陈浩却高兴不起来。他的手和脚已经完全失去知觉,身体在不受控制地发抖。每在河里多待一秒,都像在受刑。

但他不能停。两条鱼太少了,不够。

又撒了几网,收获零零星星:几条小鱼,几只虾。最大的是一条约莫一斤重的鲤鱼,这让王建军激动不已。

“够了够了,快上来!”王建军看陈浩脸色不对,赶紧喊。

陈浩却摇摇头。他看见不远处有个更大的深潭。“最后一网。”

他拖着几乎失去知觉的腿,往深潭挪去。水更深了,到了腰部。那种寒冷已经超越了疼痛,变成一种麻木的钝感,仿佛身体已经不是自己的。

撒网,收网。

这一网很沉。拉上来时,陈浩差点没站稳。网里有东西在剧烈挣扎——是条大鱼!看样子得有三四斤重!

“我的天!”王建军赶紧帮忙拉绳子。

两人合力把网拖上岸。那条鱼在岸上扑腾,是条大草鱼,肥硕健壮。

陈浩爬上岸,浑身都在剧烈颤抖。王建军赶紧把干衣服递给他,又生起一小堆火。陈浩换了衣服,凑到火边,但温暖似乎传不进身体深处,那种冷是从骨头里透出来的。

“你疯了?为了条鱼不要命了?”王建军一边收拾鱼一边骂,但声音里有关切。

陈浩没说话,只是看着那些鱼。两条鲫鱼,一条鲤鱼,一条大草鱼,还有一些小鱼小虾。加起来大概五六斤的样子。

五六斤鱼,换成粮食,也许能换十来斤玉米。不多,但能让父母多吃几顿稠的。

值了。

回程的路上,陈浩走得跌跌撞撞。王建军一手扶着他,一手提着装鱼的桶,上面盖着草。

“鱼我先藏我家地窖,明天想法处理了换成粮。”王建军说,“你这状态,回家可别露馅。”

陈浩点点头。他感觉头重脚轻,身上一阵冷一阵热。

果然,刚到家门口,他就撑不住了,扶着墙开始干呕。

母亲听见动静出来,看见他的样子吓了一跳:“二石?你怎么了?”

“没……没事,可能着凉了。”陈浩强撑着说。

母亲摸他的额头,惊叫:“这么烫!你发烧了!”

那一夜,陈浩烧得迷迷糊糊。母亲用湿毛巾给他敷额头,父亲翻箱倒柜找出一小包不知道存了多久的退烧药。

在昏沉中,陈浩听见母亲带着哭腔的声音:“这孩子,肯定是冻着了……都怪我,不该让他穿那么薄出去……”

父亲沉默了很久,才说:“明天我去趟山里。”

“你去山里干啥?你的脚……”

“找点山货,看能不能换点粮。”父亲的声音很坚定,“不能让两个孩子都挨饿。”

陈浩想说什么,但眼皮沉重得睁不开。在陷入沉睡的前一刻,他想的是:明天得告诉王建军,鱼别全换粮,留一条,给父母熬点鱼汤补补。

第二天陈浩醒来时,已是日上三竿。烧退了些,但浑身酸痛无力。他挣扎着起身,发现父亲不在家。

“爸呢?”他问正在缝补衣服的母亲。

母亲眼神闪躲了一下:“去……去你姑家看看。”

陈浩心里一沉。他知道父亲一定是进山了。以他现在的脚,走山路该有多难?

傍晚时分,父亲才一瘸一拐地回来。背上的筐里装着一些干蘑菇、几把野菜,还有两只冻僵的山雀。他的脸被寒风吹得通红,手上添了几道新伤。

“就这些了。”父亲把东西放下,声音疲惫,“明天我拿到集上看看。”

母亲看着那两只小小的山雀,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她转过身,肩膀微微颤抖。

那天晚上,家里的晚饭依然稀薄,但母亲把一只山雀熬了汤,坚持让陈浩和父亲多喝点。

汤很清,没什么油水,但有一种野味的鲜香。陈浩小口喝着,感觉那股暖流从喉咙一直延伸到胃里。

夜里,他又听见了父母的对话。

“……二石长大了。”是父亲的声音。

“是啊,知道为家里操心了。”母亲轻声说,“就是苦了这孩子。”

“苦点好。知道苦,才知道甜。”

陈浩蜷缩在被子里,眼睛有些发酸。他想起了自己曾经抱怨生活无趣,抱怨工作太累,抱怨父母唠叨。那些抱怨,在真正的生存压力面前,显得多么可笑和轻浮。

窗外,北风呼啸,卷着雪花开始飘落。

冬天真的来了。

而在这个1978年的寒冬里,陈浩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认识到:活着,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每一口食物,每一件衣服,每一寸温暖,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去换取。

但他不怕了。

因为他知道,只要还能劳动,只要还有双手,就有希望。

鱼藏在王建军家的地窖里,父亲采的山货明天可以去集市换粮,而他自己——等身体好了,还能再想办法。

这个冬天会很冷,很长。

但他们一家人在一起,总能找到办法,一点点熬过去。

就像父亲常说的:日子再难,太阳总会升起。土地再冻,春天总会到来。

陈浩闭上眼睛,在呼啸的风声中,沉沉睡去。

梦里没有暖气,没有外卖,没有游戏。

只有一条冰凉的河,一张粗糙的渔网,和网上跳跃的、闪着银光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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