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0550
原文：
孝哀皇帝中
三年（丁巳、前4）
夏，四月，丁酉，王嘉为丞相，河南太守王崇为御史大夫。崇，京兆尹骏之子也。嘉以时政苛急，郡国守相数有变动，乃上疏曰：“臣闻圣王之功在于得人。孔子曰：‘材难，不其然与！’‘故继世立诸侯，象贤也。’虽不能尽贤，天子为择臣、立命卿以辅之。居是国也，累世尊重，然后士民之众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往者致选贤材，贤材难得，拔擢可用者，或起于囚徒。昔魏尚坐事系，文帝感冯唐之言，遣使持节赦其罪，拜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韩安国于徒中，拜为梁内史，骨肉以安。张敞为京兆尹，有罪当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杀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狱，劾敞贼杀人，上逮捕不下，会免，亡命十数日，宣帝征敞拜为冀州刺史，卒获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贪其材器有益于公家也。
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传相促急，又数改更政事，司隶、部刺史举劾苛细，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怀危内顾，壹切营私者多。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过，增加成罪，言于刺史、司隶，或上书告之。众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则有离畔之心。前山阳亡徒苏令等纵横，吏士临难，莫肯伏节死义，以守、相威权素夺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诏书，二千石不为故纵，遣使者赐金，尉厚其意，诚以为国家有急，取办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
孝宣皇帝爱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会赦壹解。故事，尚书希下章，为烦扰百姓，证验系治，或死狱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唯陛下留神于择贤，记善忘过，容忍臣子，勿责以备。二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有材任职者，人情不能不有过差，宜可阔略，令尽力者有所劝。此方今急务，国家之利也。前苏令发，欲遣大夫使逐问状，时见大夫无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为谏大夫遣之。今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养可成就者，则士赴难不爱其死。临事仓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荐儒者公孙光、满昌及能吏萧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称者，天子纳而用之。
解读：
夏季，四月十七日，朝廷任命王嘉为丞相，河南郡太守王崇为御史大夫。王崇是京兆尹王骏的儿子。
王嘉深感当时朝政严苛急迫，各郡、国的守、相调动过于频繁，于是上书进言道：
“臣听说，圣明君主的功业，在于得到贤才。孔子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因此，‘继承世业而分封诸侯，是为了取法于贤德之人’。即使继位者不能完全贤明，天子也会为他们选择贤臣，设立命卿来辅佐。正因如此，贤德之人居于其国，经过数代的涵养，才能获得士人百姓的真心归附。教化由此推行，功业由此建立。
“如今的郡守，地位比古代的诸侯还要重要。以往朝廷总是精心选拔贤才，但贤才实在难得，有时不得不从囚徒中起用可用之人。从前魏尚因事获罪，汉文帝被冯唐的一番话感动，便派遣使者持符节赦免其罪，重新任命他为云中郡太守，匈奴因此对他深怀忌惮。汉武帝从囚徒中提拔韩安国，任命他为梁国内史，使得骨肉至亲得以安宁。张敞担任京兆尹时，因罪本当免职，有狡猾的属吏知道后故意冒犯，张敞将他逮捕处死。那家人的亲属喊冤，使者复查案件，弹劾张敞滥杀无辜，皇上下令将其逮捕，但命令尚未下达，适逢大赦而免官，他为此逃亡了十几天。后来汉宣帝征召张敞，任命他为冀州刺史，最终还是发挥了他的作用。前代君主并非偏爱这三个人，而是看重他们的才能器识对国家有益。
“孝文帝时，官吏任职时间长的，子孙都长大了，他们便以官职为姓氏，仓氏、库氏就是仓库官吏的后代。那些二千石一级的高级官员也安于官位，乐于职守，上下相安，互相期许，没有谁心存苟且敷衍之意。然而后来风气渐渐改变，公卿以下各级官员互相催促，急功近利，政令又屡次更改。司隶校尉、部刺史在检举弹劾时过于苛刻琐细，动辄揭发隐私，导致官吏有的任职数月就被免职。一时间，送旧迎新的人往来于道路，络绎不绝。中等才能的人只得苟且容身，以求自保；才能低下的人心怀恐惧，顾虑重重；一心营私舞弊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二千石官员日益被轻视，连属吏百姓也敢怠慢侮辱他们。有人抓住他们的小过失，添油加醋构成罪名，向刺史、司隶告发，或者直接上书举报。百姓看出他们地位不稳，稍有不满便生出背叛之心。从前山阳郡逃亡的刑徒苏令等人造反作乱，官吏士人遇难时，没有人肯坚守节操、为义而死，这正是因为郡守、国相的威权平日已被剥夺殆尽。孝成皇帝对此深感后悔，下诏申明：二千石官员即使出现辖内有谋反者未及时发现的情况，也不以‘故意纵容’论处；还派遣使者赏赐黄金，抚慰他们的心意。这实在是因为国家有急难时，需要依靠二千石官员效力，只有他们受到尊重、地位稳固，才能指挥得动下属。
“宣帝爱护那些善于治理百姓的官吏，即使有奏章弹劾他们，也往往留在宫中不批复，遇到大赦便一切解除。按旧例，尚书很少将弹劾奏章下发，因为怕烦扰百姓——一旦下发，就要调查取证，逮捕审讯，有的人甚至死在狱中。所以奏章上必须有‘敢告之’的字样，才会下发查办。恳请陛下留心选拔贤才，记住他们的好处，宽恕他们的过失，容忍臣子的不足，不要求全责备。凡是二千石、部刺史、三辅（京城长安周边的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县令中有才能胜任职务的，人情难免会有过错差失，应当予以宽容，让尽心竭力的人得到激励。这是当前最要紧的事务，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
“先前苏令起事时，朝廷想派大夫前去追查情况，可当时现有的大夫中竟找不到一个可以出使的人，只好召见盩厔县（今陕西周至）县令尹逢，临时任命他为谏大夫派去。如今大夫中有才能的人实在太少，应当预先培养可以造就的人才，这样一旦国家有难，士人便会奔赴效命而不吝惜生命。事到临头才匆忙寻求，实在不是彰明朝廷体统的办法。”
王嘉因此推荐儒者公孙光、满昌以及能干的官吏萧咸、薛修等人，他们都是曾任二千石而有声望的。哀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对这些人加以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