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土豪多多，排名第一的应该是晋朝的石崇，他与国舅王恺斗富砸珊瑚的故事流传甚广。
▌蓄古董书画以免俗
中国传统的四民排序是“士农工商”，商居于末。到晚明时期，虽然，那些家资巨万的商贾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但是，他们所受到的社会认同程度远远低于通过科举入仕的文化人。
看来最简易的途径无过于收藏古董书画了。
仇英（款）《清明上河图》中卖字画的店肆 辽宁博物馆藏
在当时的文人笔记中有不少这样的故事。
比如，当时京城人把蓄书画、玩器、盆景、花木之类称为“爱清”，为的是招致“朝绅之好事者往来，壮观门户”，或者作为礼品行贿。
比如锦衣卫冯珤，家聚大量此类玩器，其朋友称之为“冯清士”，但这个人其实是个“浊秽”之徒，这些玩器也多是通过抢掠夺来的。
郎瑛也在《七修类稿》中记下了一个纨绔子弟以书画标榜清高，以求取身份认同的故事。宜兴吴俨的儿子吴沧州酷爱书画，购藏了不少名迹，他有个朋友家藏有宋内府所藏唐人《十八学士》图轴，吴沧州屡次想买，可惜画主人要价太高。吴沧州的弟弟是个纨绔子弟，“惟粟帛是积，清士常鄙之”，但是当他将此画买下后，马上“可与素之鄙俗扯平”，获取了身份认同。
这个故事提示人们，庋藏书画是“免俗”的捷径。
仇英（款）《南都繁会景物图》中卖字帖的散摊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宋人《十八学士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晚明，以士商为主体的有闲阶层夸富斗侈成风。既能满足审美需求、又能彰显品位清雅的古玩书画是他们的理想选择。
店肆卖字画
散摊卖字画
集市卖字画
正如何良俊所言：“世人家多资力，加以好事，闻好古之家亦曾蓄画，遂买数十幅于家。客至，悬之中堂，夸以为观美。”
董其昌就爱与人斗侈。曾移书画船到虎丘与韩古洲相角，也曾与山阴朱敬循“互购相轧”，古董商趁机穿梭其间，使角胜与争购的状况更趋激烈，于是“东壁西园，遂成战垒”。
张岱的叔叔张联芳也喜欢与人“竞收藏”。万历癸卯年，他与淮抚李三才争购一件铁藜天然几，李出价百金，张以二百金买下 ，不能不说是斗侈的心理作祟。
冯承素摹王羲之《兰亭序》跋尾项元汴的标价 故宫博物院藏
据文彭（文徵明长子）所记，他与弟弟文嘉也常以书画相角胜。文彭偶得一套沈周的册页，喜不自胜，坐卧必观，废寝忘食。“昔嘉弟藏有石田画册，每以诧余，余将归而夸之，不能自秘。”
张丑买到沈周的精品画作《春山欲雨图》，首先想到的是这幅画能与王维的《江山雪霁》声价争先，就算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黄公望的《浮峦暖翠》真迹都要退避三舍。“胡能与之角胜负耶。”
祝允明送给顾璘一幅手书的《观云赋》，顾璘“每遇文士在座，即出而展玩，甚相夸诩。”
杨凝式《韭花帖》跋尾项元汴的标价 故宫博物院藏
以书画相夸示斗胜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当时江南收藏法书名画最富的华夏，“真赝杂出，精驳间存，不过夸示文物，取悦俗目耳。”
后起的项元汴与之斗胜，元季四大家无所不有，只有倪瓒的画很少，他藏有倪瓒的《狮子林图》，华夏则藏有《鹤林图》。文徵明父子曾打算将两家合并为一，但“各不相下”。
丁丑年，藏家顾汝和在灯市买了两幅巨幅的刘松年，大喜，夸示友人，以为奇货。不过，詹景凤认为“赝而浊俗”。
韩存良从朱希孝家购得李公麟《九歌图》，“为著跋语甚祥，暇日夸示先府君（张应文），极为先府君所忻慕。”
▌斗侈的方式，通常是举办雅集或者宴会
庋藏书画成为有闲阶层区别于其他阶层的标志，夸示书画藏品也成为展示成功与地位的手段。尽管并非所有庋藏书画者都是为了“免俗且斗侈”，但“夸示文物”、以书画“角胜负”无疑具有较大的普遍性。
▌风雅的竞争背后，是社会地位的角逐
佚名《群盲鉴古图》，暗含着对附庸风雅、道听途说者的讽刺
商贾阶层势力的崛起使原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占据绝对优势的士阶层有了危机感。他们进行奢侈消费和文化消费，并在消费活动中强化品位，标榜自我，竭力去建立一道区分雅俗的界限。而有了经济地位的商人却极力地追逐清雅，他们模仿士阶层的举止行为，希望把经济地位转化为文化地位。
士人阶层标榜自我的重要途径，是编撰鉴赏书，而跻身有闲阶层的商贾则通过购买阅读鉴赏书来增强鉴赏力，进而提升品位。但是，鉴赏力却不能在短期内速成，这也是为什么那时候的巨富们的收藏真赝杂陈，为士人阶层所不齿。
正如沈德符所言：“比来则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赀，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
对好事者的冷嘲热讽非常常见，比如，沈春泽为文震亨的《长物志》作序，先对附庸风雅的“富贵家儿与一二庸奴、钝汉”大肆笞伐，说他们“沾沾以好事自命，每经赏鉴，出口便俗，入手便粗，纵极其摩挲护持之情状，其污辱弥甚，遂使真韵、真才、真情之士，相戒不谈风雅。”然后高标“家声香远”的文震亨，认为他是有真韵致、真才情的雅士，将其奉为“金汤”。
文震亨也在著述中鄙薄“心无真赏，以耳为目”的好事者，说他们是“俗子”“贾胡”“伧父”。他们蓄聚虽多，但“妍媸混杂，甲乙次第毫不可讹”，“真赝并陈，新旧错出”。并痛心疾首地说“名人艺士”的墨迹，“一入俗子之手，动见劳辱，卷舒失所，操揉燥裂，真书画之厄也。”
关于鉴赏家与好事者的区别，宋代米芾的时候就已经有所区分，到明代，这种区分更加被强调，并被进一步细化，将鉴赏力分为三个层次：
有耳鉴，有目鉴，有心鉴。若遇卷初展，邪正得失，何手何代，明如亲睹，不俟终阅，此谓识书之神，心鉴也。若据若贤有若帖，真卷在某处，不恤货财而远购焉，此盈钱之徒以为夸耀，耳鉴也。若开卷未玩意法，先查跋语谁贤，纸墨不辨古今，只据印章孰赏，聊指几笔，虚口重赞，此目鉴也。耳鉴者，谓之莽儿审乐；目鉴者，谓之村妪玩花。
除了鉴赏力和血统之外，士人阶层用以标榜的还有生活方式，包括庋藏、摆放、欣赏古玩的方式。以书画悬挂为例就有不少讲究，如文震亨所言：“悬画宜高，斋中仅可置一轴于上，若悬两壁及左右对列，最俗。长画可挂高壁，不可用挨画竹曲挂，画桌可置奇石，或时花盆景之属，忌置朱红漆等架。堂中宜挂大幅横披，斋中宜小景花鸟。若单条扇面斗方挂屏之类，俱不雅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