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只鸽子，是父亲从集上拎回来的。就拴在门口枣树下，青石板旁边。
是普通的家鸽，灰白羽毛，不是名贵种。它们在石板上踱步，一前一后，爪子发出细微的刮擦声。秋天的太阳暖烘烘的，把它们的影子投在石面上，小小的，随着身子一动一动的。
我蹲下去看。它们就警惕地站住，小圆眼睛像两粒被水洗过的黑芝麻，亮晶晶地望着我。脖子一伸一缩的，粉嫩的爪子抓着地，随时要躲开的样子。
父亲在堂屋门口做鸽笼。他把铁丝网裁成片，用钳子拧在三角铁架上，动作很慢，很扎实。做完了，他点了一支烟，眯着眼看那笼子，像欣赏一件作品。
外爷坐在门槛上，咂巴着旱烟袋，烟雾缭绕的。“要是有以前的楠木笼子就好了，”他说，“这个太沉。”
母亲在厨房里忙活，声音隔着布帘传出来：“红木床都烧火做饭了，还说楠木笼子。”
我知道他们在说什么。那是些不太平的年月，村里天天敲锣打鼓，墙上刷着大白字。田家二叔写字时，石灰水滴滴答答洒一地，像眼泪。后村文姑姑家的小儿子改名叫“四新”，杨老师也把儿子“西孝”改成了“新晓”。大姐说起给我起名“红兵”时，眼睛里有一种光，那种光让我害怕，又让我向往。
能烧的都烧了。家里只剩一个红木算盘，我把它当玩具，拴上绳，拖着满院子跑。算盘珠哗啦啦响，像在诉说什么，又像在告别什么。
父亲把鸽笼放在青石板上，在里面撒了金黄的玉米碴。他捉住一只鸽子，大手轻轻拢着它的翅膀，从头顶摸到尾巴，一遍又一遍。那鸽子在他手里特别温顺，小眼睛眯着，很享受的样子。
然后他拿起剪刀。咔嚓，咔嚓。几根长长的羽毛飘落下来，轻得像叹息。
我愣住了。“爸！”
“不剪不行，”父亲头也不抬，“剪了，它就认这儿是家了。”
他把剪了翅膀的鸽子放进笼子。它们在里面走了几步，就开始啄食，咕咕地叫着，好像已经接受了这个新家。
可我心里堵得慌。不会飞了，为什么还要关着？
第二天清早，我偷偷打开笼门，在院子里撒了一大把麦子。看它们自由地啄食，我心里舒坦极了。
谁知那群鸡鸭像土匪一样冲过来，连啄带踹，羽毛飞了一地。两只鸽子被逼到墙角，瑟瑟发抖。等鸡鸭吃饱喝足，挺着肚子走了，地上只剩下几根凌乱的羽毛。
从那以后，我再不敢放它们出来。
冬天来得很快。一天早上，发现笼门被撬开一道缝，网上挂着几根带血的羽毛。外爷说夜里听见动静，没想到黄鼠狼有这么大劲。
没几天，剩下的那只开始拉稀。父亲把土霉素碾成粉，拌在食里，可它还是一天天瘦下去。最后，它缩在笼子角落，像一团被揉皱的纸。
“药不管用吗？”我问母亲。
母亲在灶前忙活，头也不抬：“心死了，药有什么用。”
开春后，飞来两只灰鸽子，在房顶上咕咕叫。它们很机灵，会突然飞下来抢鸡食，又迅速飞走。夏天时，鸽子越来越多，黑压压地站满屋顶。
“灰鸽子比白的厉害。”我对母亲说。
母亲正在补衣服，针线在布料间穿梭：“不是颜色的事。是翅膀的事。有翅膀，就能飞远，就没人能欺负你。”
她停下针线，看着我：“你要好好读书。书读好了，就像长了翅膀。”
我点点头，心里却还想着那两只白鸽。
如今我也到了母亲当年的年纪，每天在灶台、田地、孩子之间打转，忙得脚不沾地。只有在偶尔闲下来的片刻，会想起那两只鸽子。
有时在院子里收拾，一抬头，看见葡萄架漏下的光影，恍惚间又看见它们在那里，一前一后地踱步，小爪子刮着青石板，发出细细的声响。
那声音，轻轻搔着记忆的痒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