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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宁波的当天下午，在酒店匆匆放下行囊就立刻赶往第一个目的地——阿育王寺。
阿育王寺在宁波的鄞县境内。在鄞县，有两座名震全国的寺院，一座是阿育王寺，另一座是名气更大一些的天童寺。
提到鄞县，恐怕很多人并不熟悉，甚至可能对于怎么读音还拿捏不准。十年前，由于工作的原因要对王安石变法进行研究，在翻阅资料的时候才知晓了这个地名。而让我惊诧的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竟然是要走进王安石心路历程和梳理清楚北宋王朝兴衰始末的一条必经之路！
那么我们就随着王安石到鄞县走一遭吧。
他到鄞县来做县令的那一年只有二十七岁，正是雄心壮志，意气风发的年纪，而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出任一把手的工作。当时的鄞县贫敝不堪，人心涣散，由于地处沿海，县内又有奉化江流过，但是县内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没有水旱灾害，尚且衣不果腹，若是赶上灾害的话，更是一切都被浸在水中成了泡影。
王安石新官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花了十几天的工夫亲自走遍鄞县东西十四乡，探民情，做调研，了解第一手情况，之后便开始逐步实施他那些早已了然于胸的政治策略。
首先就是抢修水利设施，他不仅是身先士卒，亲自在第一线，而且还贴出公告奖励人们动手开垦荒地，兴修水利，这便是他在日后变法中“农田水利法”的雏形。紧接着，因为看到老百姓每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常常贷钱于那些大户人家，利息极高，往往最后债台高筑，家破人亡，于是他便将政府粮仓中的粮食和种子借贷给乡民，只加收一定的利息，到秋后时本息一并偿还。这便是青苗法的雏形。为了确保治安，王安石将老百姓按户分组，十家组成一保，十小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各级都有保长，农闲时集合在一起军训，平时则负责白天和夜间的巡查，这一措施让鄞县的犯罪现象直线下降，这便是“保甲法”的雏形。在解决了水利、农业、治安等问题后，王安石开始抓教育，办公立学校，遍求名师出山，来培养鄞县、培养宁波的下一代人才，在他亲自登门邀请的老师中就包括了以杜淳、楼郁为首的在当时大名鼎鼎的“庆历五先生”。
这就样，宁波鄞县一下子成为了公元十一世纪北宋王朝的一个“特区”，在王安石的治理下，短短三年时间，按我们现在的讲法，鄞县从全国的贫困县一跃成为了百强县。王安石在鄞县的作为自然也引起了朝廷的关注，若干年后，身为副宰相的他实施了那场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把当年的“鄞县经验”发扬光大。
变法最终还是由于统治阶层内部的复杂因素而失败了，并且王安石的那些政敌们抓住机会在朝野内外掀起了一场“倒王”的轩然大波，对其肆意地进行攻击和诬陷。尽管如此，鄞县的百姓们对自己当年的父母官依然不改初衷，对王安石的祭祀活动历代不衰，一直延续到了清朝。据说至今还能在鄞县找到诸如安石乡、王公塘这样带有明显烙印的地名。这些往事说起来颇令人感动，在政治混乱昏暗人情冷暖淡薄的北宋末年，是鄞县的百姓让这段时光变得温暖明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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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虽然在全国范围内的变法以失败告终，但是他对宁波地区的影响是深远的，甚至超出了一朝一代这样的范畴。比如他对教育的投入，在鄞县办县学，聘名师，传播文化，史料上记载“庆历间，学统四起”，“鄞慈二邑文风之盛”。在王安石去世的六十八年之后，宁波出了历史上的第一位文状元，就是宋朝著名的爱国词人张孝祥，巧的很，他恰恰是鄞县人。张孝祥只是个开始，在此后到南宋灭亡的一百年间，宁波又出了四位状元，其中三个都是鄞县人。
王安石就像在这里撒下了一颗文化的种子，经岁月浇灌，生根发芽，枝繁叶茂。至封建王朝结束，宁波地区一共出了十二位状元、二千四百三十二名进士和上万名举人。而王守仁的“阳明学派”、黄宗羲的“浙东史学”更是一脉相承，名扬四海。
谈到宁波的文化气场，恐怕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天一阁的。
明朝前后，藏书成为一种时尚的风气，全国范围内的藏书家和藏书楼着实不少。就江浙一带而言，比如童伯礼兄弟的“石镜精舍”、胡万阳的“南国书院”、丰坊的万卷楼、范大澈的“西园”和陆宝的“南轩”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和天一阁比肩的名藏书楼，甚至有些藏本比起天一阁来更丰富更精辟。然而若干年后或若干代后，我们会发现这些藏书楼或者是因为失于火灾，或者是由于家庭的变故，或者是由于管理松弛，总之都如昙花一现，走上了衰败的结局，只有天一阁的范家还在一代一代进行着书香接力的延续。
漫步范家这座中国传统味道的园子，青砖，廊庑，马头墙。戏台，花影，小池塘。是江南园林一如既往的精致。以至于在不经意瞥到这座朴素的二层木质小楼时，如果不看楼匾，我竟然有点不敢相信，这就是中国文人日思夜想的圣地——天一阁。当年官拜兵部右侍郎的范钦不惜花重金把自己的宅院修葺得气派奢华，却让自己最心爱的藏书楼素面朝天，这大概就是藏在文人们心底“满腹诗书气自华”的价值观吧。
范钦是明朝嘉靖年间的高官，宦游四方，俸禄也拿的滋润，似乎也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把钱都花在了搜书、买书和藏书上。自从建了这座天一阁，范钦最开心的事就是邀上三五知己登楼饮酒品茶，观书谈诗。但是随着年龄的渐渐增大，范钦的忧虑也越来越重，他在思虑自己有一天去世了，这座藏书楼又会是个什么命运？自己的后代又有谁会心甘情愿地守着这些不能吃不能喝还要年年往里搭钱维护的故纸堆呢？
范钦在过世前立了一份让人大跌眼镜的遗嘱，他把自己的遗产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份，由自己的儿子们挑选。一边是良田千亩，白银万两，一边是藏书楼一座，书籍万卷。范钦轻轻的把眼睛眯上，装作很平静的样子，其实我想他一定内心紧张的要命，没准手都在微微的颤抖，因为恐怕自己的耳朵听不到心中期盼的那个回答。
长子范大冲的挺身而出让范钦安心地闭上了眼睛，他一肩担起了天一阁藏书楼的重担，并且一代一代的接力延续下去，这一传就是四个朝代四百余年。为了不让天一阁重蹈其他藏书楼中途衰败的覆辙，范家人想了很多的措施。再也不能像范钦那样呼朋唤友的登楼看书喝酒了，天一阁有了严格的规定：烟酒切忌登楼、不得无故入阁、不得私自领亲友入阁、不得借书与外房他姓、外姓人不得入阁、代不分书，书不出阁……这一道道牌子就挂在入阁的楼梯口处，阻挡住一双双后生晚辈殷勤期待登楼的双腿。
我面前的天一阁，依然一如既往的高悬免进牌，我的脚步停在了那里，和之前四百年间不计其数渴求入阁读书而被拒之门外的人的脚印重叠在一起。
范钦守住一座天一阁，是因为痴，对藏书的痴迷。范大冲守住一座天一阁，是因为孝，对父亲的孝悌。范氏的后代子孙们守住这座天一阁，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情结和责任，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家族为什么要倾尽了所有心血守住这座藏书楼，而自己明明是范家的一员却不能自由的登楼读书。我想每一位范家的子孙都会有这样的疑惑吧，而他在长辈面前得不到这个答案，而多年以后自己成了长辈也无法给晚辈们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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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的市中心有一处叫三江口的地方，是宁波最繁华的地段，姚江、奉化江在这里汇成甬江流入东海。
果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沿海的宁波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开发和利用优良的港口。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就挖掘出了陶制的船模和木浆，证明了在那个时代宁波就有了航海的活动。到了唐宋时期，更有大批大批的丝绸、瓷器、茶叶在这里启航，运往朝鲜、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开启了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同样，各国的船队也从宁波靠岸，带来了他们的特产和货物，史书上记载“海外杂国、贾船交至”，一时间宁波成了国际贸易的大港口、大都市。宁波历史上以出商贾闻名，或多或少受到了那个时候的遗传。
到了明朝国力最强盛的时候，郑和七下西洋，所选的宝船大都是宁波制造，当时宁波的造船技艺独步天下。追随郑和的水手中，百分之七十也都是宁波人。有趣的是这些宁波人在海上航行无所事事的时候，为了排遣时间，研究了一种纸牌的玩法，这就是麻将的雏形，后来又经过清朝的宁波人陈鱼门的改进，演变成了现代的麻将。中国唯一的一座麻将纪念馆就在宁波。
国力由盛变衰是在清朝中叶，洋人用鸦片和枪炮轰开了我们闭关锁国的大门。一八四二年签订的《南京条约》让我们被迫开放一批通商口岸，洋人的眼光是独到的，马上选择了宁波作为第一批开放的港口。沉寂了许久的三江口又开始喧闹起来，列强的货轮进进出出，西洋的建筑拔地而起，开始了宁波的又一个时代。
那段屈辱的历史在辛酸中逝去，留下这座百年老外滩作为见证。如今这里也不再是喧哗混乱的租界码头了，而是因地制宜地开起了一家家欧陆风情的咖啡馆。夜幕下，悠扬的音乐声轻轻在坊间响起，石子路上反射着柔柔的路灯的灯光，找一扇临江的窗子前坐下，点一杯卡布奇诺，品尝一段旧时光的香醇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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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毕竟是西方的舶来品，到了宁波还是要尝一尝当地特色的酒酿圆子和鲜肉小笼，匆匆赶到城隍庙的夜市，一家一家的对比，看到底哪一家更为地道。城隍庙被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市场，怎么也和我脑海中的想象对不上号，穿过了岁月的宁波的脸，这大概也是与时俱进罢。
宁波就是这样，总是在传统中彰显着现代的元素，又在时尚中留存着复古的风范，让你永远难以归类他到底应该属于哪一边。这座城市做过南宋流亡政府的国都，对于一个封建王朝进行过垂死的挣扎，这座城市也一直是国际化的贸易港口，西方的风潮总是率先从这里登陆。无法总结，索性就把笔抛到一边，不去做徒劳的分析，只管面对，只管享受这里的每一分钟，就像夜幕中的天封塔——这座古宁波最高的建筑，俯视着今天城隍庙的纷彩霓虹，是无奈？是落寞?还是有一份欣喜抑或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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