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时，被迫修读了一门昆虫分类课。

当时我觉得这简直是浪费时间，我更愿意去参与统计学或分子方面的课程，以弥补背景知识的不足。但是系里通知我，昆虫分类是必修课。

讲课的老师是已经退休的Turner教授。此人一贯作风保守老派，严谨认真，一周上三次课，还有大量的实验课程和野外实践，一学期要考六次试，要采集达到一百五十个科，最好能鉴定到属，容不得半点马虎。

更糟的是，这门课一共只有六个学生，Jack, Liz, Corner, Jenny, Sammy和我。所以我们是谁，各自都做了什么，Turner教授全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第一次去上课，Turner教授连个正眼都没给我。

当然我也不会在意这个，因为我根本不想在意这门课。为了打零工赚点儿钱，我翘掉了几乎所有的实验课程。何况自己在美国也没有私家车，无法去山里采集，顶多是拿着捕虫网沿着市里的一条叫Palouse的小水沟扫一扫罢了。

就是这么一门又不想上，可说不定还会挂科的课。

很快就显出了差异。实验课上从未出现过我的身影。考试背拉丁文也是前一天晚上临时抱佛脚。Jack是我们课上的头号积极分子，每次都带着他高高一大摞的标本盒，里面都是他精心整理的标本。Liz是工作狂，开车去异地办事，还不忘采上些什么，所以总有让人意外的惊喜，比如难得一见的石蛃和泥蛉。Jenny和Sammy是一对好朋友，周末常常结伴出游，收获也相当不错。Corner懒一些，但是个乖宝宝，上课一次不落，凡Turner教授的指示，总是牢记心中。而我，永远是信手就把水沟边采集到的一把说不清道不明的小飞虫往酒精里一泡，完事。Turner教授为此频频皱起眉头，说道：我说了让你干制、干制！虫子泡在酒精里再拿出来是会变形的！我不要这样的期末作业！

爱怎样就怎样吧，就是不改。我宁可去好好地把统计学的课本看两遍，也不想干这个。

好死不死，到了期末。

一百五十个科还是要凑。采集环境有限，也就别想着能有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收获，只能从细节上下功夫了。采集到的虫子，再小也要鉴定到科，还要舔着脸对别人说：要不我帮你鉴定几只，你把不想要的标本送我一些好不好？如此下来，一边帮别人鉴定，一边攒了一把极小的不好认的小双翅、小膜翅、小鞘翅、小鳞翅、小……

结果我那些美国同学更是“变本加厉”地图方便，每次见我在实验室赶工，就笑盈盈地说：嘿，我这里还有几只不想要的，你能帮我把这个和这个鉴定一下吗？别人的标本要鉴定，自己的还有更难的要鉴定，范围涉及到整个六足总纲，看的还都是英文检索表，真的是一次次独自奋战、泪流满面到深夜啊。

总算，全班最后一个，把标本以及鉴定结果交给Turner教授了。

等成绩的那个礼拜我也没什么心情，一直窝在宿舍看电影。想着不论如何自己也算最后尽力了一把，希望这门昆虫分类课不要挂掉。又何况，要是万一让国内的人知道连这门课我都要重修，岂不丢死人了。

也许深谙小说笔法的你已经猜到，最终这门课我得了A。

Turner教授对我的评价是：工作细致，正确率全班最高。

当然这期间我也和班里的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我在网上找到申请德国实验室读博的机会，Turner教授还额外给我进行辅导，给了我很多材料，让我顺利通过面试。这些都是后话了。

有一次Jack在楼道里碰到我，说：昆虫分类课你究竟拿了多少分？我说：我得了A。Jack就笑了，他说：你值这个成绩。

再后来，我在德国读博期间，同实验室的一个学生研究极小化的鞘翅，我问她是不是有琐微虫科和缨甲科，她很惊讶，说你怎么知道这个？又有一次在捷克参加野外实践活动，捷克老师说你们随便找个类群鉴定鉴定吧，我说要不咱们试试小蜂？他惊呼，你疯啦！

这些都算后遗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