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宝莉，今年二十四岁……刚才好像已经跟您介绍过了。”她把手伸向耳边，似乎要整理头发。可她现在是一头草率的短发，像个假小子，与她甜美的长相并不匹配。

“我正在读研，目前学习顺利，有一个男朋友……当然我关于死亡的想法并不是因他而起，他对我一直很好…”意识到自己的解释有些多余，她心虚地看了我一眼。

我点点头，继续听下去。

“我想知道死是一种什么感觉。从小到大，我最好的朋友都在陆续死去，我甚至怀疑自己已经在某一刻随她们死掉了，现世只是幻觉。”

在我很小的时候，爸妈工作的厂子里有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她的名字可能叫啾啾，我只记得这个发音，不知道真实姓名，因为后来大人们对她的名字绝口不提。

啾啾是我童年最好的玩伴，可是她死了，是我发现了她的尸体，在我们经常去玩的竹林里。那是夏天，她一定是被热死的，死前脱掉了所有衣服，只有脚上穿着弟弟的棕色凉鞋。她曾经告诉我她不喜欢那双凉鞋，对她的脚来说太小，很难脱。她手心很用力地握着一把草，看似柔软的草把她的手勒出了一条混着绿色汁液的血痕。我完全遗忘了她的脸，是怎样的表情。

我告诉爸爸妈妈，啾啾热死了，在竹林里，爸爸妈妈让我闭嘴。我告诉啾啾的爸爸妈妈，啾啾热死了，在竹林里，他们敷衍着关上了门。我告诉厂里看门的爷爷，啾啾热死了，在竹林里，他拿着饭盒和我一同去看，啾啾还躺在那里，身上被盖上了报纸。

后来那里围️满了人，爸爸从人群中冲出抓住我的手腕往家里拖，我告诉爸爸啾啾没有死，她自己盖上了报纸。爸爸恶狠狠地回头再次警告我：闭嘴！并一巴掌落在我的左脸，脸颊生疼。那件事之后他看我的眼神竟然有审视与怀疑，这种眼神带来的隔阂逐渐成了一堵墙，伫立在我和父母之间，我像被关进了隐形的监狱，却不知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

啾啾死的不光彩，甚至有些下流，所以她的名字很快从周围人的记忆里抹掉了，却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我很想知道，如果死亡涉及罪恶，是不是施暴者比受害者更值得人尊敬，因为施暴者意味着更强的力量，他操控了死亡，因为受害者是罪恶生发的源头，被死亡操控。受害者有罪，因为弱小必然是要被嘲笑与不齿的；而在一些特殊案件中，女受害者罪孽深重，小小年纪的女受害者更是天生带着某种肮脏色情的基因的，但当然，他的父母不同意，认为一定是基因突变。

我沉重地点点头。

小学时，我最好的朋友是我的同桌。我们结伴上学放学上厕所，在体育课逃开人群打羽毛球，在小卖店分一根辣条、一包瓜子。为了能上课时看同一本书，我们故意轮流忘记带书包。我们把彼此写在《我最好的朋友》作文里，她的作文被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阅读，我特别骄傲，因为写的是我。

后来，她也死了，在学校后面的小河里。因为她被人暗恋了。有人把一封满是桃心的信塞进她的书桌，她很害怕，我陪她找老师求助，老师一脸尴尬搪塞了过去。有人从窗户一次次往她的桌上扔零食，大喊着有人喜欢她，淘气的同学哄抢，她趴在桌上哭了。一个男孩站出来警告对方不要再闹，他们起哄说他也喜欢她。一个男孩归还借她的尺子，人们起哄说他也喜欢她。她就像一个被无意凿开的破窗，野蛮发育的同龄人把他们因过早步入青春期而滋生的恶臭思想和关于成人世界所有罪恶的猜测都砸向她，以伪装自己表面的无邪。

久而久之，她再不敢和我手拉手去上厕所了，因为走在操场就会被人指指点点。暗恋者更是得寸进尺把电话打到她家里，她的道德楷模爸爸马上明白女儿已经长成了一个到处勾三搭四的贱货，严刑逼问奸夫是谁，她却咬死不说。她真的不知道，她向我哭诉，她指着大腿和胳膊上的伤痕，告诉我那些叫做屈辱。一天不说出那个人的名字，她就一天不许吃饭。我拿出干脆面给她，她边吃边哭。

隔天早上，她躺在了河边，身上盖着白布，她的母亲伏在地上呼天抢地，她的父亲低着头满脸悲怆，令人动容。有人上去递过一只烟，是学校的工作人员，我听到他对那人说，是孩子自己想不开，跟学校没关系……

学校免掉了她和弟弟小学期间的所有学杂费，家长们纷纷为学校的义举点赞，言语间透着嫉妒，仿佛通过跳河自杀换取学费损害了教育公平，是聪明人的碰瓷之举。他的父母因为她的畏罪自杀抬不起头，不愿提起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女儿。可我却常常想起她。

我想知道，死亡到底是不是人的权利，如果不是，法律为什么不设置“自杀罪”；如果是，自杀者为什么总是第一个被苛责，却没有人关心他所遭受的罪行。我会沉迷于反复观看每一次自杀现场，猜测表现最悲伤的人到底是不是最该接受审判的人，而他们却成了受害者，急于审判他人，并从中获利。

我深吸一口气，继续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