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春秋》

《春秋》为儒家五经之首，是孔子“微言大义”的传世之作，借对历史的“异辞”，表明自己的政治意图和理想。但后世对此也有很多异议。主要流传下来的三传有《左传》，《榖梁传》，《公羊传》等。汉以后古文经学流行，更加容易被统治阶级接受的《左传》流行。但经过公羊子，何休，董仲舒，康有为等大儒的努力，公羊学得以传承，《公羊传》被认为最接近孔子原义的解读。公羊传不是历史书，更接近哲学书。

对一些史料的解读总有很多异议，公羊学则从义理角度，给出了自己成体系的解释。让我长久以来思考和评价的史料有了一些新启示。司马迁从学董仲舒，成书其间《公羊学》盛行，因此《史记》有很多观点也是接近公羊学的。

比如：“郑伯克段于鄢”。郑伯克段的故事都耳熟能详，大意是，郑庄公知道自己母亲想立自己的弟弟段为王，故意一面制造机会让段做大自傲，最终造反，另一方面暗中配置军事，造反后迅速剿灭诛杀（左传说驱除）。此故事，我最早在《东周列国志》连续剧里看到，唐国强扮演，总感觉是智慧和正义的化身，连续剧应该是褒义的。《史记》《左传》等详细记载了经过。郑庄公是第一位春秋霸主。对此事也可谓褒贬不一。

《公羊传》的观点就比较明确，其中有句“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不用杀而用克，是强调郑庄公的恶的。不如不给段城池，也不至于有杀弟之恶名了。

按公羊三世说，隐公属于孔子“所传闻世”，即“据乱世”。根据何休的《公羊解诂》对据乱世的看法和治法是“外小恶不书”，外国（非鲁国）的小恶是不记录的。郑庄公杀弟是大恶了。

再比如，很有名的宋楚泓之战，宋襄公阵前礼让，结果大败，被引为笑谈。《左传》批其“未知战“，《榖梁传》说他：“过而不改，又之，是谓之过。” 但《公羊传》歌颂他“临大事而不忘大礼”等。

如何理解呢？ 僖公也在“据乱世”，“外小恶不书”，那么是否“外小善亦不书”呢？传曰“《春秋》辞繁而不杀者，正也”,《春秋》记录这件事语繁不省，是突出其正道啊。是正道，为何败呢？传曰“有君而无臣”，《解诂》：“惜有王德而无王佐也。。。帝王之兵。。帝王之臣。。帝王之民”。 故褒宋僖公之礼，是孔子的本意。另一方面，楚国在春秋属于“夷狄”，也符合居乱世的治国之策，“内诸夏而外夷狄”。

另外还有有名的“伍子胥伐楚”事件。《公羊传》，《史记》是褒伍子胥的。《左传》用不提复仇之事来贬伍子胥。许慎在《五经异义》说：“凡君非理杀臣，公羊说，子可以复仇，故子胥伐楚，《春秋》贤之；左氏说，君命，天也，是不可复仇”。

春秋为何褒伍子胥呢？ 因为定公已经在“三世说”里的“所见世”，即太平世。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用心尤深而详“讥二名”，名字两个字的因为影响别人避讳，没有一个字容易避讳所以要讥笑一番。如果在“居乱世”，伍子胥复仇这种外邦小事也许不会记载，但在“太平世”，天下一家，追求社会公义而非乱世之治。也符合儒家“以直抱怨”的思想。

以上为初学《春秋公羊传》和“三世说”的陋见。

感谢老师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