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要早起，而且起得越早越好。按照风习，谁家起得早，谁家便会一年兴旺，且会在全村人家当中样样事事独占鳌头。我小的时候，除夕晚上，总是舍不得睡觉。即使强行被按进被窝，也是睡一会醒一会。每醒来一次，便问父亲几点了，是不是该起床了？父亲性情朴拙木讷，总是很顺从我和弟弟。会开灯看表。
到凌晨两点，我就知道，再也不能睡着了。一睡着，说不定一觉就到了四五点钟。那时候，其他人家早就起床，在院子里燃放鞭炮了。辗转反侧之后，听到鞭炮的声音，便一骨碌爬起来。
不论是谁家先起床，总要点着一枚威力不怎么大的花炮，丢在门口，炸响之后，方才可以开门。意思是，花炮一响，那些飘荡或者蹲在门口的不干净的东西（意为邪神和鬼怪之类的）就会吓跑，这时候人开门出去，就不会受到侵扰。
而现在，这道“工序”早就被省略了。2019年大年初一早上，我起得最早，是凌晨四点钟。按照旧俗，我先在我住宿的弟弟家院子里燃放了一挂花炮。噼噼啪啪的响声在空荡荡的黑夜显得突兀而又怪异。随后，我又去母亲住的房院里燃放了一挂。再去我早年母亲分给我的，但很久没有住人的房院里燃放了一挂。
父母分给我的房子在最上方。除夕入夜时分，我就把门口的灯泡打开了。这样的意思是只要是房子，不管住不住人，除夕夜里都要开着灯。在乡人看来，灯火就是人间烟火，就是生活的象征。
此时，弟弟和弟媳妇也起来了。母亲也打开了门。两个侄女和一个侄儿只要在家，一般都和奶奶一起睡。这令我安慰。此时，我去洗漱。洗了的水不能泼出去。即便是夜里的尿液也是如此。因为，在中国乡村传统中，有句话说：山管人丁水主财。倘若泼了倒了，这一年便会损失钱财。要等到太阳升起才可以。
这种观念和习俗至今被村人坚持。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对待家人（生命）和钱财方面，村人依旧是谨慎的。此项规矩的不容易丢弃或者破坏，大致是与他们的现实生活关联太深的缘故。
接下来的事情是男人和孩子燃放鞭炮，女人则负责烧水煮饺子。柴火在经年累月的黑灶膛里群魔乱舞。不一会儿，被冻硬的凉水就开始咝咝发声。饺子下锅，捞出来第一碗，是要敬拜天地灶神祖宗等，再去村子边缘的土地庙中上供，人才可以吃。现在，因为母亲信仰基督教，弟弟一家又没有明确的信仰，这一切便都省略了。
我们家算是全村起得最早的。这个自然村，一色的杨姓，统共一百多口人。以前，人都住在老村里。家家户户，门对面或者屋背屋。东边咳嗽西边土落的。尽管都是一个家族，但矛盾和摩擦不断，甚至有打架斗殴的，也有一些至今难以言说的恶性和诡异事情发生。大致是30年前，我家第一个搬出老村之后，陆续有人也都搬了出来。纷纷在村外，靠近202省道的地方盖了房子。
我继续放鞭炮，先是长的花炮，几千响的，后来是二踢脚。二踢脚威力大，先在地面爆响一声，然后被弹到十多米高的空中再炸响一次。侄子十一岁了，我喊他出来放炮。他哼哼唧唧不来。这和我小时候完全不同。那些年，大年初一，我最盼望的就是放炮。而现在的孩子们，则自觉消失了这一兴趣。
倒是前些年，我和儿子回来。儿子仍旧保持了和我一样的爱好。大年初一早上，积极地燃放鞭炮。即使在西北沙漠部队的时候，他也是很热爱。今年春节，他仍旧坚持要回甘肃姥姥家去。我也理解。老人们常说，谁养跟谁亲。孩子们都一样。
可令我不明白的是，侄子怎么也没了燃放爆竹的兴趣呢？仔细想想。他的这一兴趣的消失，大致是和弟弟一家对春节的逐渐淡漠所导致的。而弟弟的淡漠，其中最大的原因，是近些年来，村人逐渐放弃了古老的传统，进而把春节只作为一种不得不过的节日，应付的成分大了的缘故。
以前，不管有再大的怨仇，在大年初一这一天，双方都不会故意闹事。倒是有些人，专找大年初一凌晨，全村燃放鞭炮的时候，采取极端的方式，如雷管炸药等表达仇恨不满，进行报复。但这只是发生在临近的村庄，我们村自从我记事起，倒是没有这类情况发生。从这个层面说，对于春节，大年初一，一年第一天，人们是怀有敬畏和期颐之心的。正如老人们所说，初一不好，十五强不了哪儿去！
这一切的更张，尤其是作为一年最重要节日仪式感的崩溃，大致是传统文化，乃至乡村精神中最大的嬗变。人们再没有了过年的兴奋和庄严。这其中，初开经济的好转与物质生活的丰裕等因素。不能说不是乡村精神文化的一种失落。人们在注重一家人团聚、和美的同时，主动地省却了一些看起来腐朽的繁文缛节，导致了当下北方乡村春节的“年味”与仪式感、庄严性的一再丧失。
不知道他人如何看待，我倒是觉得，当一种文化没有了仪式感，一方地域人群没有了古老的敬畏意识。那么，我们的传统已经出现了问题。就拿信仰来说，从前的南太行乡村多的是万物有灵的道教理念及其禁忌、习俗，现在的南太行乡村，基督教、天主教的蔓延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
宗教从本质上并无太大的区别，然我发现，传统中的儒释道思想，是最讲究传承的，构成了中国人“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基准与大致相同的思想规范。一个家族、一个村子的兴衰荣辱，大抵是与其人群、成员是否恪守“道统”，即敬天悯人，忠孝仁义，仁善舍施是有直接关系的。反之，必有祸殃。因果轮回，天日昭昭。而现在，人们逐渐抛弃了这个理念（天条和律令），尽管信，但从不相信自己会成为因果报应中的“领受者。”
四点五十分，天还没亮。星辰宛若深处南太行的村庄过年是的灿灿灯火一般寥落。抬头望望，我倒是觉得，这样的日子倒是惬意，比之常年的成都，能够看得到星辰，时常被日光照耀的地方，该都是相对明亮的。
去拜年。先到年已92岁的大大娘家。她信佛。满头白发，耳不聋眼不花。一见我和我弟弟，认得很清楚。去年春节时，我去看她，给她一百元钱。这一次，她告诉我说，我把你的钱给了寺庙了，帮了该帮的人了，这功德多大啊！事实上，我也知道，大大娘儿女众多，也都混得不错，自然少不了钱。再去年过88岁的三大爷家。虽然只有他们老两口住在老院子里，但布置得很喧哗，彩灯彩旗一类的很招展和炫亮。进门，三大娘说，三大爷去土地庙烧香了。
现在，村子里像三大爷这样信仰不变的人已经很少了，恐怕就只有三五家。其他的不是信了基督，就是天主。还有一些说不清楚的教派。我觉得，三大爷一家的这种自始至终的信仰令人敬佩。在没有人坚持的时候，他们依然不变，在更多人变换了信仰的时候，他们不为所动。也唯有这样的人家，才是我小时候所见到的和习惯的文化习俗和精神传统。
主要是去辈分和年龄比我和弟弟大的人家拜年。进门，寒暄，然后磕头。一般人家都会说，来了就好了，不用磕头了。这其实是客套话。我小的时候，觉得磕头不好。男子汉大丈夫，跪天跪地跪父母，其他人则不用。现在则觉得，磕头，大致是感恩长辈的一种方式，而且是直接和最有说服力的。尽管，这磕头里面，也包含了诸多的不情愿，甚至违心。
主要是，一些人的德行并不足以承载另一个人对他的跪。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德行天下，德是一个很高的修为，一般人是难以达到的。除了父母爷奶和一些直系亲戚、特别的师长的抚养、栽培与知遇、帮助等等，一般而言，难以有人令人真心愿意为之下跪。但作为一种传统，磕头当中，既包含了感恩，也包含了劝诫。我想，这是给父母爷奶之外的长辈磕头的真正因由与目的。
天刚蒙蒙亮，我和弟弟已经转完了全村所有能去的人家。其中一家，也算是血缘上最近的长辈，但因为有一些隔阂，他们家里又出了人祸。我想去，可想了想，还是不去为好。怕他们说我和弟弟幸灾乐祸，去看他们的笑话。倘若放在十多年前，我可能真的会有些幸灾乐祸，但现在，我知道人生无常，福祸之类的，谁也说不定的。幸灾乐祸、落井下石，是最卑劣的。不管再大的怨仇，盼望他们好，如果他们能够觉醒，认识到人生的种种不测，乃至时刻保持一颗善心，便是最好的了。
可是，一个人的觉悟，完全性地来自文化上的自觉。而这种自觉，也要建立在一定的阅历和学识之上，否则，作为一个农人，尤其是习惯了在乡村原始的生存和竞争中过活的那一群人，真的是不可能做到的。
有人到我家拜年。给我母亲磕头。我在旁边站着。令我尴尬的是，一些小辈，居然没给我磕头。我心里有点不舒服。但想想也对。这么多年了，我几乎成了外乡人。可能是他们下意识里忽略了我。也可能，是我没带老婆孩子回来，算不得一家人。想到这里，自己心里也有些伤感。我也想，儿子大了，也应当回到他父亲的村庄，体验一下北方乡村的春节，最重要的是这些风习。可惜，现在的孩子们，大致是不会在意这些了。
几个堂哥聚在一起喝酒，在我家。他们来，也是看得起我的一种表现。我极力劝酒。在我心里，总觉得，不劝酒是不对的。自己不陪喝也说不过去。体现一种热情，特别是真诚之心，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其实，我已经厌倦了喝酒，再好的酒也喝过了。但乡亲们来我家里，我不喝，我自己都觉得说不过去。
酒间说话，无非是家长里短。其中，对孩子读书的重视，依旧是每个父母的心愿，而且坚定不移。我也说，读书是最好的出路，即使没找到好的工作，读书也是人生自我成长乃至不会失掉底线，明是非，懂人世的唯一途径。再就是村里的经济。我早就想，我们村子一带不缺乏旅游资源，诸如明长城遗址、张三丰修行处、八路军129师活动的场所，以及诸多的人文遗迹，也都可以开发利用起来。村人也赞同，有的跃跃欲试，但都无功。抱怨说，这个事情，不是个人可以搞起来的，还是要政府有眼光，政府没有眼光，一切都白搭。
事实上，与我们村子相邻的邢台县、武安市，不过咫尺距离，都开发了无数的景点，春夏秋季人满为患。唯独我们这一带，夹在其间，毫无动静。现在的村里人，大多数人靠的是板栗树挣得一些钱，再就是出去打工，好一点的，是买卡车搞运输，在市里开个小饭馆或者门市等等。
村人最大的忧虑，是上了大学的孩子如何安排，去哪里工作。远一点——具体说，离开了邢台市和邯郸市，他们都觉得太远了。尤其是闺女。都希望闺女工作在本地，然后嫁在本地，待自己老了，有个“指望”。我对他们说，孩子孝顺，远在天边，也会对父母好，不孝顺，即使不嫁不娶，也还是稀松平常。这个道理，其实他们都知道，而且身边的事例特别的多。尽管如此。做父母的，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嫁娶都要距离自己近点。
南太行乃至北中国人群的人本观念是极强的，生女再多也不甘心，必须有个儿子。这也是一种基于传统的香火意识。按照乡俗，初二要去舅舅、姑姑和小姨等亲戚家拜年。可我的两位舅舅都没了。母亲娘家，只剩下二妗子。给她拜年时候，我特意看了看大舅住过的房子和院子，一派萧瑟，脑子里又出现那位个子高大、一见到我们这些外甥就咧嘴大笑的那个中年男人。他为人之好，使得大姨、母亲和小姨感念不止。大姨去世了，母亲和小姨说起来大舅还是眼泪婆娑，悲伤不止。即使熟知他的邻里，提起他，也是赞不绝口。
这大致是人格的力量。大舅这样的人，大致可以称之为乡贤了。
吃饭时候，与表哥、表妹妹夫等聊起来，据说，现在的男孩成婚代价更高了。我在乡村时候，彩礼五万，房子一座。其他的可以不考虑。说着话儿，这已经是十多年近二十年过去了。如今的乡村大闺女，要求男方城里需要有一套房子，再小也算。另外还要有台十万块左右的私家车。村里的房子也要一座。另外再加彩礼十万到二十万不等。
这样盘算下来，娶一个媳妇，大致在一百二十万左右。还是最普通平常的。一般人家一年收入以20万纯利润计算，也要六七年的功夫。但这里的一般人家的收入，也就是四五万左右，这还是有劳动力的人家，如果没有劳动力，又没有其他门路的，一年有两万块的纯收入就算不错的了。
娶媳妇是父母责任，而且是主要责任，这是南太行人由来已久的观念。倘若给儿子娶不到媳妇，可能有人会说儿子不好，但主要的舆论矛头还是朝向其父母。说他们没本事，给儿子连媳妇也娶不上。父母也会因此懊悔自责，觉得对不起儿子。但另一种情况是，大闺女们要不的在城里打工嫁给合适的城里人，要不在乡下选门当户对的人家早早结婚。少数上大学的闺女们，自然是不会再回到村里嫁人了。
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当下市场经济的连续灌入，以经济作为婚姻的杠杆的意识已经深入到了乡村的骨髓里面。乡村在任何时候都是跟在城市后面的附庸。乡村人呢，总是相互比有没有，多和少，贵和贱，而且往往忽略自身实力，且不顾未来的。拿要彩礼来说，即便是娶得起，也都是借来的钱，或者贷款来的钱，最终的还款者，至少有一部分落在自己头上。尽管如此，大闺女和其父母，还是愿意如此做。否则的话，就觉得自己闺女不值钱，做父母的脸上也没光彩。
这种攀比，直接导致了新婚夫妇婚后的严重经济负担，也因此产生了诸多的矛盾、分歧等，甚至离婚率也居高不下。从表面上看，娶了媳妇，成了家，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债权的分割纠葛、夫妻承载经济压力大而生活窘迫、在实际生活中的挣钱不易而导致的夫妻反目成仇也不胜枚举。
尽管大家都认识到这种风气的不可助长，但又不得不随行就市。适龄女青年的缺乏，使得诸多人家不得不采取外面迎娶的方式。这些年来，在外地打工而把对象带回家的，也不再少数。只是，这种远嫁和远娶的现象，到底能够维持多久，他们的婚姻，到底能不能稳定下来，也是未知。但所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年，本村青年男子由外地而带回的媳妇，还没有发生过离婚或者逃之夭夭的现象。
而在我看来，在婚姻上如此讲究，其实是虚妄的，而且，这种虚妄在整个乡村环境中显得不伦不类，又令人无法可解。在乡人眼里，他们对于生活，尤其是婚姻的要求，仍旧停留在娶妻生子，嫁人吃饭的层面上，根本谈不上什么精神和心灵的沟通。传宗接代，男女阴阳仍旧是内在的主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是大环境的问题。我们不能一直强调经济的增长，以及美其名曰的新农村建设，重要的是其里，即如何改造乡村的道德环境以及舆论环境，当然，经济环境也是必不可缺的。如何更好地寻找和规划乡村的良性发展措施、基础和方向，进而构建一种文明的人文环境，具有持久性的经济动力和支撑，这应当是地方领导者的主要职责之一。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日下午10时41分匆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