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47年，宋仁宗庆历七年，辽兴宗重熙十六年。

这一年的四月，大宋宫廷办了一场婚礼。新郎叫赵宗实，新娘姓高，叫高滔滔。十六年后，赵宗实改名赵曙，是为宋英宗，而新娘高滔滔，是高皇后，后来是神宗朝的太后，哲宗朝的太皇太后，元佑年间掌控朝政八年之后。

每一个时代都是既在展开自己的故事，同时也在为下一个时代的到来埋下伏笔。

《文明之旅》做到1047年，是第一季的最后一集了。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文明之旅》，可这一年下来，48期节目，一直在讲中国的北宋。文明是属于全人类的发展过程，怎么就只包含了中国呢？同时期的欧洲呢？其它地方呢？为什么会暂时搁置了跟它们有关的话题。

一.本地生活与公共生活

这个节目是从公元1000年开始的，而“公元”这个概念，以我们现在的常识，是来源于欧洲，是以耶稣诞生的那天算起的。我们还可以记得2000年的世界多么热闹。而所谓的第一个千禧年，抱歉，欧洲人自己都没几个人知道！因为“公元”这个概念，要成为欧洲人普遍承认的纪年方式还要再过近600年，要到了1582年，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的时候，才正式推行。

1045年那一集有提到过，时间的威力。

大宋向周边国家输出历法，你西夏也好，大理也好，这些小国家就在实际意义上奉了北宋的正朔。换过来，1045年，整个北宋都知道，这一年是“庆历五年”；大辽的老百姓也知道，这一年是“重熙14年”；还有西夏，也知道,这是“天授礼法延祚8年”，哪怕这年号有点长。

那如果问到同时期的欧洲老百姓，公元1000年是哪一年呀？答案是，不知道，各家用各家的纪年，没个准谱儿。

节目引入了一个概念，叫做本地生活。你想北宋时期的世界，那么大。可是交通条件也好，通讯条件也好，是非常不发达的。这个时候，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大多数人过的都是“本地生活”。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有出过自己的村子。他一辈子生老病死，都只和本地资源、和熟人相关。你可以代入这样的生活想一想：村里的老太太聚在一起聊天，说到哪一年，可不就是：那是我生我家老二那一年，发大水之后的第二年，村长他们家娶媳妇那一年，等等。

再看中国，使用年号已经1000多年了，在这片幅员辽阔的土地上，率土之滨，哪个老弱妇孺不知道当今圣上的年号?因为朝廷每年颁布的历法上有年号，朝廷征发赋税、徭役之类的文告上有年号，家谱、族谱上也有年号，买卖土地的契约上还有年号，可以说年号与百姓的日常生活是交融在一起的。不需要你识字，你的生活，你身边的人会一直叨叨着年号！这个就叫做公共生活。

说回来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在1000~1047这48期节目里很少提到世界史，罗振宇给出的答案就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不是不想做，是真的很难做到。

1000年前，没有任何现代化的传播工具，朝廷定下一个时间标准，居然就能影响到几千里之外的人的日常生活，这是一个多么罕见的文明成就啊。也不能怪当时的欧洲落后，反倒是要为中华文明惊叹，怎么就能在那样的技术条件下，创造那么大范围、那么深入的公共生活？

二.次第花开的世界

彼时的欧洲，正深陷中世纪的 “黑暗迷雾”。查理曼帝国的遗产被瓜分后，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雏形虽已显现，却如同未成型的黏土，边界模糊且充满变数。贵族们为了领地和权力勾心斗角，今天歃血为盟，明天兵戎相见。这种破碎的政治格局，直接导致欧洲陷入 “本地生活” 的桎梏 —— 每个领主的城堡、庄园成为相对封闭的小世界，人们的生活、生产活动局限于狭小地域，商品流通不畅，知识传播受阻，读写能力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正如节目所揭示的，史料的匮乏让历史学家们在还原历史时如同盲人摸象，这正是本地生活局限的直接体现。但就在这片混乱之中，基督教悄然生长为打破僵局的关键力量。教堂的钟声回荡在欧洲大陆，宗教机构建立起跨越地域的精神纽带，将分散的个体纳入更广阔的公共生活网络，为日后欧洲的文化复兴与社会整合埋下种子。

东方的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从曾经的 “亲密无间” 急转直下。藤原家族掌权后，日本仿佛拉上了窗帘，对外交流的大门缓缓关闭，文明发展进入 “冬眠期”。在这种收缩状态下，日本的本地生活特征愈发显著：贵族们沉浸于和歌、茶道的世界，将本土美学打磨得愈发精致；而普通民众则围绕着神社、村落形成紧密的社区。但这种向内生长的力量，并非完全的封闭，而是为日本独特文化风格的形成奠定基础，也为未来重新融入世界文明交流埋下伏笔。

阿拉伯帝国昔日横跨亚非欧的辉煌已然黯淡，阿拔斯王朝的实际控制范围仅剩巴格达周边。即便如此，巴格达依然是文化与贸易的灯塔，来自不同地域的商人和学者在此汇聚，不同文明的火花在此碰撞。在这里，本地生活与公共生活奇妙交融 —— 市集上的香料、丝绸交易，图书馆里的哲学辩论，既保留着地域特色，又成为跨文明交流的窗口，为阿拉伯文化的传播积蓄力量。而印度半岛，在众多小国的纷争中，宗教、艺术与哲学不断交融，如同在熔炉中淬炼的合金，等待迸发独特的光彩，其本地生活的多样性，恰恰成为文明创新的养分。

11世纪的北宋，虽然在节目中占据主要篇幅，但它与同时期的世界文明，就像夜空中的星星，看似独立闪烁，实则共享同一片宇宙。北宋面临的冗官问题，是公共生活层面中央集权与官僚体系矛盾的爆发；而欧洲因破碎形成的本地生活局限，以及基督教推动的公共生活重构，阿拉伯帝国在收缩中维持的跨文明交流，都反映出不同文明在处理本地与公共生活关系时的智慧与探索。日本文化的内敛沉淀、印度文明的多元融合，又与北宋时期程朱理学的兴起、文化艺术的繁荣，共同勾勒出人类文明在困境中寻找出路的生动图景。

回到现实，这种观察文明的视角同样意义深远。在全球化浪潮下，我们时常陷入 “文明冲突论” 的焦虑，公元1000年前后的历史又：每个文明都在困境中寻找出路，都在矛盾中孕育新生。从欧洲基督教打破本地生活局限，到世界各文明间即将迎来的交流新格局，都印证了文明的发展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对抗，而是在碰撞与融合中螺旋上升。北宋解决冗官问题的尝试、欧洲基督教的崛起、日本本土文化的沉淀，这些看似独立的历史事件，实则都是人类文明面对挑战时，在本地生活与公共生活间寻求平衡的智慧结晶。

三.行即到而

1047年，故事还将继续，而北宋文明这幅长卷中会有更多的人物登上舞台，比如司马光与王安石这对政坛文坛的 “双生子” ：一个是砸缸救人的少年天才，编纂出煌煌巨著《资治通鉴》；一个是锐意革新的 “拗相公”，推行变法搅动大宋风云。他们政见针锋相对，文学造诣却同样登峰造极，恰似两条看似相悖却又共同奔涌的江河，在北宋的历史天空下交织出璀璨的光芒。真希望在下一季的《文明之旅》中，罗老师能带领我们拨开历史的云雾，细细品读这两位传奇人物的故事，让我们得以走出片面认知的迷障，触摸到更真实立体的文明脉络。

还有最近经常听到的那个故事，罗老师也讲过，蒋理老师也在《在苏州寻找苏东坡》中提到这个故事：契顺和尚那句 “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 这句话看似简单直白，却蕴藏着穿透时空的力量。这份超然物外的心境，与契顺和尚毅然踏上前往惠州之路的决绝，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由得让人想起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这幅被誉为 “宋代绘画第一神品” 的巨作，静静陈列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宛如一座凝固的史诗。206.3 厘米的高度，103.3 厘米的宽度，巍峨山峰拔地而起，仿佛能冲破画框直抵苍穹，巨石雄浑苍劲，云雾如梦似幻，山间溪流欢唱，一队商旅缓缓前行，渺小却坚定。范宽常年隐居钟南山与太华山，道家 “天地有大美” 的理念早已融入他的血脉，化作笔下雄浑壮阔的山水。画中严谨的构图、丰满的画面，还有那深邃墨色勾勒出的神秘自然，何尝不是画家内心对天地敬畏与向往的投射？

恍惚间，我仿佛看见契顺和尚背着行囊，沿着画中蜿蜒的山路一步步前行，他的脚印细密地印在石板上、草丛间，与画中商旅的足迹重叠交织。他或许也曾像范宽一样，在山间驻足凝望，感受着天地间充盈的浩然之气。无论前方是怎样的艰难险阻，只要心怀信念，一步一个脚印，终能抵达心中的 “惠州”，拥抱属于自己的文明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