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哉虫与冤辱

唐昭宗天复二年,东平王朱温成为晚唐真正的掌权者。他将手下大将刘知俊调往同州担任防御工作,防备他的对头岐王李茂贞。

刘知俊上任后,在同州起造兵营。挖墙基时,挖出一个怪物,像一个油囊,重有八十多斤。

油囊是用桐油浸涂过的防漏布袋,古人常用来盛酒、水。这怪东西的样子很像《山海经》里的没有脚和翅膀的帝江——帝江像个黄布袋子。

刘知俊请来手下的幕僚、将官问询,有说是“地囊”,有说是“飞帘”,有说是“金神七煞”,莫衷一是。

只有一个姓刘的参军说:这东西名叫“冤辱”。古代监狱所在之地就有这种东西。以前隋末时,王世充占据洛阳,修河南府监狱时,也挖出这东西。我祖先记下了这事。这是被冤枉的囚犯们,死后魂魄进入地底,凝聚而成的。这东西火烧不毁,水泡不烂,刀砍不入,越砍越硬,哪怕经过千百年也不会腐烂,只有在清静的夜晚,用酒食祭奠它,并承诺为它伸冤,才会化为一股黑气,直冲上天,一如丰城剑气上冲牛斗。挖出这东西不是吉兆,恐怕是被放逐流窜的预兆。

刘知俊按他所说,一一试验,果然如此。就把这玩意埋了回去,另择地方建营。后来他果然背判了朱温,投靠了岐王李茂贞,应了见怪的征兆。

此事记载在五代后蜀人何光远《鉴诫录》卷九,后来人们似乎没再见过这种东西,再把历史往前捣腾,汉朝出现的怪哉虫才是它的同类。


怪哉,是一种因怨怒之气而诞生的虫。

关于它,晋人干宝《搜神记》、南朝梁人殷芸《小说》,以及佚名的《东方朔外传》、《广古今五行志》等书都有记载,而且是同一故事情节,只是字数及文字有所不同。这其中要以《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三所引的《东方朔传》写得最为具体详细,情节也丰满许多。

《东方朔传》旧题“汉郭宪撰”,不大靠谱,这里不说,且看故事。

汉武帝行幸甘泉宫,仪仗部队先到达长平坂,要走上驰道(供皇帝行驶车马的道路,即御道)时,发现有怪虫趴在驰道中央。此虫“赤如生肝状”,脑袋、眼睛、嘴巴、牙齿全都有。

担任皇帝仪仗先驱的骑兵就策马来向武帝禀报这一情况。武帝于是停车,派了随行的侍中们骑马去察看,却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

当时,东方朔作为随从在后面的属车(帝王出行时的侍从车,跟随在帝辇后面)里,武帝就命他去察看。

东方朔看了后回来说:“怪哉。”

武帝问:“怎么讲?”

东方朔道:”秦始皇时,拘捕幽杀无辜之人,被捕之人怨怒愤恨,又无处申诉,都仰天而叹道:‘怪哉!怪哉!’因此感动上苍,从怨愤之气中化生出这种怪虫来,所以名叫怪哉。那个地方必是秦朝监狱所在。

武帝诏令丞相公孙弘验察地图,发现果然是秦朝监狱旧址,于是说道:“你说得很对。有什么办法去除它?”

东方朔说:“忧患这种东西,喝了酒便能消解,用酒来浇它就可以。”

武帝令人把怪哉虫来放在酒里,当时怪虫就消解靡散了。武帝大笑道:“东方生真是所谓的圣人啊,用来什么来赏赐你这位先知的圣人呢?”便赐给了他一百匹帛。

后来皇帝出行,属车上放有酒,都是因为这个缘故。


怪哉虫为什么长得“赤如生肝状”,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医理论推衍出答案。

按中医说法,怒能伤肝,我们今天还常说的“上火”,其中就包括肝火,肝火就是愤怒之气郁积不散而致。所以怪哉虫“赤如生肝状”这种设定,那是再合理不过的了。《幽冥录》也说:汉武见物如牛肝,入地不动,问东方朔,朔曰:“此积愁之气,惟酒可以忘愁。”令即以酒灌之,即消。而殷芸《小说》转抄时,却把这个特点去掉了,就失去了好些意思。

但由此而来的,就有一个小疑问:酒到底能不能浇灭怪哉呢?

固然曹家阿瞒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但忧能伤的是肺。而故事中的秦民估计又伤肝又伤肺,又忧又怒,由此诞生出来的怪哉虫,酒大概是浇灭不了的吧?或者说即使暂时消灭了,它还会复生。

东方朔提出来方法,大概只能浇灭由文人们笔端诞生的怪哉虫。但文人们酒醒之后,必然还会有新的怪哉虫生出来,那时候又怎么办呢?只好一直醉下去了,就像竹林七贤。而秦民那是没酒可喝的,他们也只有揭竿而起了。

武帝大笑说东方朔是“先知圣人”,不过是对这位弄臣的一种调侃,他对怪哉虫是不当回事的。怪哉虫既然被消灭了,他也就踏上了前往甘泉宫的驰道。

但无论如何,怪哉虫大概会一直存在吧。它会挡在皇帝游冶的道路上,像怨怒的人吐出来的新鲜肝脏,赤红色的,有眼能看,有眼能听,有口能叫,即诡异又炽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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