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鑫
第一章 河川湖畔的胎记
我总觉得，我骨子里流的不是血，是河川河的水，混着黄家祖屋墙根下的红泥。
母亲说，我出生的那天，下着毛毛雨，镇口的百年老樟树掉了三根粗枝，算命先生说这是“文星入世，土里生金”。父亲蹲在门槛上抽了一夜的旱烟，最后只说了一句：“叫黄玉砚吧，砚台盛墨，是读书人的本分。”
我记忆里，老屋那堵土坯墙的局部已经斑斑如图，肌理呈出符号。我用灶膛里捡来的木炭，在墙角画了一个歪脖子当几根葱样的称它太阳，底下站着三个人物——一个是戴斗笠的父亲，一个是梳髻子的母亲，中间那个头顶冲天辫的，是我。母亲洗衣回来，看见就笑：“画得好，比你爹写的对联还强些。”我得了鼓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木板房的隔板上，是我用学校课堂偷来的粉笔，画的小人儿打仗；门后，是用锅底灰涂抹的、看不懂的“天书”。
七岁那年，母亲用父亲布票去供销社新剪的六尺卡基布缝了一件中山装给，恰逢春节有意识的为我添了新衣，四个口袋，方方正正。开学的那天我穿着去学堂，同桌阿福把一颗烤得焦香的红薯塞进我胸前下面的口袋，烫得我嗷嗷叫。他大笑：“玉砚，你穿得这么像干部，以后要当大官吧？”
我红了脸，不知是烫的，还是臊的。放学回家，扯着母亲的衣角问：“妈，穿这衣裳也有错吗？”
母亲正在灶前烧火，火光映着她温柔的脸。“傻孩子，你没错，”她把我揽进怀里，身上是淡淡的皂角香，“是妈不该做四个口袋，让人看了眼热。”
第二章 锣鼓声里的光
古镇的黄昏，是锣声叫醒的。从山的那一边响起敲锣声，锣声回旋在空中，从远方传到身旁。
“铿、铿——”声音从镇西头的老樟树下传来，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敲锣的是独眼的旺伯，他嗓子洪亮，带着河洋人特有的拖腔：“今晚大厝门前有武术杂技——快来看啰——”
我们这些孩子，便像归巢的麻雀，从四面八方涌向黄氏祖厅前的晒场。卖麦芽糖的、吹糖人的、包扁肉、炸油饼的摊子早已支开，空气里弥漫着甜腻的焦香。一个赤膊的精瘦汉子，嘴里喷出一口煤油，呼地燃起一人高的火焰，人群中爆发出“哇——”的惊叹。有人在喊“銮銮打铁杆"，我挤在最前面，眼睛瞪得溜圆，全然忘了书包里还有十道算术题。
那一夜的梦里，我都在空中翻跟斗。
过了两日，更大的热闹来了——马戏团。三辆漆成五颜六色的拖拉机，“突突”地开进砂土的公路，车上的猴子冲着我们龇牙咧嘴。遛了一圈回到杨家墩村去了。今晚我和阿福背着妈妈准备出发去杨家墩看，去杨家墩看戏台上，锣鼓敲得震天响：“铿锵铿锵锵！”一个穿红裙的姑娘骑在单轮车上，双手抛着六个彩球，像一朵会移动的花。
我看得痴了，魂都被那彩球勾了去。第二天交作业时，才想起本子上一片空白。语文老师，那个严肃的周先生，用戒尺不轻不重地打了我三下手心。“黄文砚，”他叹气，“你是块读书的料，心思莫要太野。”我低头看着红肿的手心，眼泪啪嗒啪嗒掉在本子上，洇开了墨迹。童年就是这样，泪水是真的，快乐也是真的，都像河洋夏天的雷阵雨，来得急，去得也快。
第三章 毛粕的故事匣子
夜里，古镇的魂，藏在生产生记工馆后院。
一盏煤油灯，一壶粗叶茶，围坐着七八个老前辈，不是叔公就是大伯或邻居，中间那个干瘦的老头，就是毛粕。他没牙，说话漏风，可故事比镇口那口老井还深。
“昨晚说到牛蒡村那桩丑事，”毛粕啜了口茶，昏黄的光在他皱纹里跳动，“今天讲金禾农场，夏寿生家嫁女。”
故事便从他嘴里，像烟一样飘出来。
金禾农场是公社时期的老叫法，夏寿生是那里的会计，人老实巴交，超古田大甲口音，却得了治不好的病。医生伸出两个手指：“最多这个数。”夏寿生看着自己水灵灵的大女儿夏秋珍，心里像被火燎。女儿长得高，就是面相寡淡了些，颧骨高，鼻梁也高，像匹俊俏的马。她在邻村当民办教师，婚事成了夏寿生最大的心病。
托了媒人，说的是唐家村的唐显华。那后生一表人才，是镇上小学的正式教员。夏秋珍悄悄去学校围墙外看过他一次，白衬衫，黑裤子，站在讲台上像棵挺拔的杉树。她心里那潭死水，第一次起了波澜。
可妹妹夏珍妹替她去唐家“看厝”回来，脸就垮了：“姐，唐家三间旧屋，黑得像炭窑！显华人是好，可家底也太薄了。”这话不知怎的传到唐显华耳中，年轻人傲气，索性回绝了亲事。夏秋珍的希望，像被戳破的肥皂泡，噗一声，没了。
后来，是古镇上半透店的木匠徒弟，宁胜胜。人踏实，手艺好，后来进了镇办的工厂，算是端了铁饭碗。夏秋珍没再说什么，父亲躺在床上，气若游丝地看着她。她点了头。没有锣鼓，没有花轿，她收拾了一个包袱，就住进了宁胜胜在厂里分的小单间。
夏寿生是在女儿“成婚”后第三天咽气的，走时嘴角是带着笑的，像是终于卸下了千斤重担。他以为，女儿有了依靠。
第四章 风起时
夏寿生“百日”刚过，金禾农场的夏家，就开始不对劲了。
先是夏秋珍。有人说看见她半夜在河川河边走来走去，对着黑黢黢的河水说话；有人说她在课堂上，讲着讲着就发呆，然后吃吃地笑。宁胜胜开始还带她去县里看过，说是“癔症”，开了些药。可药吃了，人却越发恍惚。一次，她竟把煤油当成水，倒进了锅里，差点烧了厨房。
宁胜胜看着这个眼神空洞、日渐邋遢的女人，又看看自己刚有起色的日子，心里的算盘拨得噼啪响。在一个寻常的傍晚，他收拾了自己的衣物，留下两百块钱和一张字条，离开了那个小单间。字条上写着：“珍，我对不住你。我实在没办法了。”
与此同时，夏家二女儿夏珍妹，正陷在甜蜜的煎熬里。她在长坑村小当代课老师，爱上了同事陈立农。陈立农大她十岁，宁德师范毕业，是正式教师，说话温文尔雅。可他有个在县百货公司上班的未婚妻，姓邹，是家里早些年定的亲。
夏珍妹的心，像被丝线缠着，又甜又痛。姐姐疯了，父亲没了，母亲整天唉声叹气，她连个能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只有在学校，陈立农悄悄递过来的一颗水果糖，或是一个安慰的眼神，才能让她喘口气。
他们的恋情，像石缝里的草，见不得光，却拼命生长。终于有一天，在放学后空无一人的教室里，陈立农握住她的手，手心全是汗：“珍妹，你给我点时间，我去把邹家的事断了。”
夏母的日子也不好过。丈夫走了，家里顶梁柱没了，大女儿疯了，小女儿心事重重。五十岁的女人，夜里守着空荡荡的老屋，只觉得冷。这时，农场新来的财务经理老何，时常来“关心”一下。老何也丧妻，说话和气，时不时带点稀罕的糕点糖果。一来二去，夏母枯槁的心，竟也生出了一点不合时宜的绿意。镇上开始有了风言风语，她也顾不上了，有个知冷知热的人说说话，总好过漫漫长夜一个人熬。
第五章 婚宴与孤影
陈立农退了邹家的亲事，闹得满城风雨，赔光了积蓄，还背了个“陈世美”的骂名。但他终究是娶了夏珍妹。婚礼在凤山陈家大院办了九桌，菜色简单，但夏珍妹穿着借来的红衣裳，是请了一辆“龙马牌”四轮小货车，夏家陪嫁一对皮箱和一台“熊猫牌"黑白电视机、一台“闽江牌”缝纫机。院内喜娘以当地的婚礼俗套要他们拜堂，带入洞房、吃交杯酒交杯面，“嚇诗：汤圆圆圆新郎大赚钱，汤圆圆车车，新郎明年就做爹；“好啊、贺啊！"面长长啊，新娘子生子状元郎啊！”贺啊！好啊！“。接着喜娘牵着新娘的手，新郎新娘下厨房仪式，见过灶公灶婆。喜娘：“洗碗洗碗当啊，新娘生子八奇光（方言：状元郎坐轿子八个人抬的轿子走），洗碗洗碗座啊，新娘子生儿给婆抱啊！”。“贺啊！好啊…… 夏珍妹脸上是发自内心的光。婚礼上陈立农给她戴上红绒花时，手有些抖。客人们说着恭喜，眼神却有些复杂，不时瞟向角落里那个空着的主位——本该是夏秋珍坐的地方。
夏秋珍没参加妹妹的婚礼。那天，她把自己关在早已破败的农场老家里，对着父亲模糊的遗像，梳了一天的头，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谣。母亲改嫁，搬去和老何住了，偶尔回来给她送点吃食，看着她狼吞虎咽的样子，偷偷抹泪。
夏秋珍成了古镇一个游荡的符号。孩子们远远看见她，会被大人拉走；妇人们闲聊，有时会拿她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例子。只有毛粕讲故事时，还会提一句：“金禾农场那个大女儿，可惜了。”
后来，她也嫁了。是远在深山的石壁村，一个四十多岁还没娶上媳妇的老光棍，姓王，据说读过不少书，就是长得丑，家也穷。没有仪式，一个远房婶子把她领了去，就算成了家。从此，夏秋珍就像一滴水，汇入了石壁村那一片更大的沉默里，再没有消息传回河洋镇。
有人说，那姓王的男人对她不错，知道她精神不好，从不上锁，任她在村里山间闲逛。也有人说，曾看见她在石壁村的溪边洗衣服，眼神清亮了许多，还会对路过的人羞涩地笑笑。
真假不知。古镇的日子，像河川河的水，裹挟着无数这样的砂砾，缓缓地、不动声色地继续流淌。
第六章 墙上的印记
多年以后，我在省城的画院开个人画展，主题是“乡土的印记”。最中央的一幅油画，就叫《赐缘》。
画里是老家那堵斑驳的土坯墙，墙角有儿童稚拙的涂鸦，墙头生着瓦松。一个穿中山装背影的男人（那是我父亲年轻时的样子）站在墙前，身旁依偎着面容模糊却温柔的女人（那是我的母亲）。而在墙的阴影里，隐约有几个淡淡的人形，像是夏秋珍空洞的眼神，夏珍妹婚宴上的红衣，陈立农决绝的背影，还有毛粕故事里缭绕的烟雾。
记者问我：“黄老师，这幅画想表达什么？”
我看着画，仿佛又听到了古镇黄昏的锣声，闻到了空气里煤油与尘土的混合气味。我想起夏秋珍，想起她那未曾绽放就枯萎的青春，想起她被命运随意拨弄的人生。她，她们，何尝不是这片土地“赐”给我的“缘”？她们是我艺术世界里，最深也最痛的底色。
“这幅画，”我缓缓说，“画的不是墙，是命运在人心上留下的刮痕。有些缘，是清风明月；有些缘，是刺骨寒风。但无论哪一种，都是生活赐予的，都构成了我们站立其上的、这片土地的肌理。”
就像河川河，它滋养了稻米，也吞没过生命；它倒映明月，也流淌泥沙。可它始终在那里，沉默地，赐予一切，也包容一切。
画展结束那晚，我梦回了河洋。在老屋的土坯墙下，我变回那个用木炭涂画的孩子。而夏秋珍，穿着整洁的旧衣裳，从画中阴影里走出来，对我安安静静地笑了一下。月光如洗，照着她，也照着墙上那些无人能懂的、歪歪扭扭的线条。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所有被讲述与被遗忘的，所有得到与失去的，在这片土地深沉的目光里，或许，都是一种平等的“赐予”。
缘起缘灭，皆在河洋。
第七章 砚中墨
我的画展在省城引起了一些波澜。艺术评论家们用“乡土魔幻”、“记忆考古”这类词汇来定义我的作品，我读着那些文章，心里却想着罗源县河川河滩上被水冲刷得圆润的鹅卵石。它们被分析、被归类，可本质上，它们只是石头。
开展第三天下午，人潮稍退，一个身影在《赐缘》面前驻足了许久。那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背微微佝偻。他看画的眼神很特别，不是欣赏，更像是一种……辨认。
我走上前，递过一杯水：“先生，对这幅画有感触？”
他转过头，面容普通，甚至有些木讷，但眼睛里有种读过书的人才有的沉静。“这墙，”他指着画上土坯墙的肌理，“是河洋镇黄家老屋后墙吧？墙角那个太阳，右边缺了一角，是下雨冲的。”
我心里一惊。那个细节，除了我自己和早已过世的父母，没人知道。我小时候画的那个太阳，右下方确实被一场急雨淋缺了一块，炭迹晕开，像太阳流了滴黑色的泪。
“您是……”我试探着问。
“我姓王，王守拙。”他声音平缓，“从石壁村来。”
石壁村。这三个字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记忆里那个尘封的角落。我看着眼前这个其貌不扬、自称“腹有经纶”的男人，一个名字几乎脱口而出——夏秋珍。
“您认识……画里的人？”我的声音有些干涩。
王守拙没有直接回答，目光重新落回画上阴影里那些模糊人形。“这幅画，有魂。”他顿了顿，“我妻子生前，也总爱看墙。看阳光在土墙上移动，看雨水在土墙上留下痕迹。她说，墙会记住事情。”
“生前？”我的心往下沉了沉。
“嗯，走了一年了。肺病。”王守拙的语气很平静，像在说一件寻常事，“她最后那段日子，人很清醒。经常跟我讲她小时候的事，讲河洋镇的锣鼓，讲马戏团的猴子，讲她父亲临终前看她那一眼……也讲一个总在墙上乱画的河洋墩中学里的校友，后来成了大画家。”
我喉头一哽，说不出话来。那个我曾以为早已消失在深山、湮没于命运洪流的女人，竟然在生命的尽头，还记得我，记得那些墙上的涂鸦。
“她……”我艰难地问，“后来，过得好吗？”
王守拙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不是金银，是一叠裁得整整齐齐的烟盒纸，用麻线钉成一个小本子。纸已经泛黄，边缘磨损。
“她不常写字，精神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就画点东西，写几个字。说是留给我解闷的。”他把本子递给我。
我接过来，手有些抖。翻开第一页，是用铅笔画的，线条笨拙却认真。画的是山，层层叠叠的山，山脚下有几间歪歪扭扭的房子，房前一条弯弯曲的线，大概是溪流。画的一角，写着一行小字，字迹歪斜，却一笔一划：“石壁的天，比河洋高，云走得慢。”
再往后翻，有画着野花的，有画着蹲在门口的大黑狗的。有一页，画了一个梳辫子的侧影，线条极其简单，却有种说不出的忧伤。旁边写着：“妹今天送鸡蛋来，她穿红毛衣，好看。”
最后一页，没有画，只有几行字，写得比前面工整些，也用力些，几乎要戳破纸背：
“守拙问我，这辈子最想去哪里看看。我说，想去省城，看看玉砚的画。守拙说，等秋天卖了药材，就带我去。我知道去不成了。身子一天比一天重，像浸了水的棉被。守拙，别费钱了。这辈子，欠阿爸的，还了。欠你的，还不清了。墙上的太阳，好像……不哭了。”
泪水毫无预兆地模糊了我的视线。那些艺术评论家们用尽华丽辞藻也未曾触及的内核，此刻在这个粗陋的小本子里，在这歪斜的笔画间，袒露无遗。那是被时代、被命运、被无数微小抉择所碾压的，一个普通人整整一生的重量与痕迹。
“她……葬在哪里？”我擦去眼泪，问。
“石壁村后山，面向河洋镇的方向。她说，想看看娘家。”王守拙收起本子，仔细包好，重新放回贴近心口的内袋，“黄老师，谢谢你的画。我替秋珍来看看。她若知道你真的成了画家，画的还是老家的墙，会高兴的。”
他朝我微微点了点头，转身离去，背影很快消失在展厅门外的人流中。他没有索取什么，没有倾诉苦难，只是来，替一个已经沉默的女人，完成一桩未了的心愿。
我站在《赐缘》前，久久不动。画上斑驳的墙，阴影中的人形，此刻在我眼中全然不同了。它们不再是抽象的符号，不再是乡愁的载体，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有着具体温度、具体遗憾、具体念想的人。夏秋珍、夏珍妹、陈立农、宁胜胜、我的父母、毛粕、旺伯……也包括我自己。
我们都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抛洒在这片叫“河洋”的土地上，在时间的墙上，留下或深或浅、或明或暗的刮痕。然后，大部分痕迹被风雨抹去，被新的痕迹覆盖，仿佛从未存在过。
第八章 墙语
画展结束后，我做了一个决定。我推掉了接下来的几个商业活动和讲座，带着王守拙留下的那个小本子的复印件（原件他坚持自己保存），回到了河洋。
老屋早已无人居住，墙更破败了。我找到童年涂鸦的墙角，那个缺了角的太阳，历经几十年风雨，炭痕几乎淡不可见，只剩下墙皮本身凹凸不平的肌理。我伸出手，轻轻抚摸那些痕迹，粗糙，温热。闭上眼，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用瓦片刮擦墙面时的沙沙声，听到母亲叫我回家吃饭的呼唤，听到远处隐约传来的、夏秋珍她们那个年代也可能听过的锣鼓。
我走访了还在镇上的老人。关于夏家的往事，大多已模糊不清，像蒙尘的旧照。只有毛粕，已经老得下不了床，但听说我想知道夏家的事，混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
“夏家那个大闺女……命苦哇。”他靠在床头，声音沙哑，“可你说她后来疯了，我觉着不尽然。有年我去石壁村收山货，碰见过她一回。在溪边洗衣裳，手冻得通红，看见我，还笑了笑，叫了声‘毛伯’。眼神清亮亮的，不像是完全糊涂的人。”
“那她后来在石壁……”
“王守拙那人，书呆子，穷，可心善。不打人，不骂人，由着她。她有时跑出去，漫山遍野地走，他就跟着，不远不近。村里人笑话他，他也不吭声。”毛粕咳嗽几声，“这世上，有些缘，是热热闹闹的酒席；有些缘，是清清冷冷的溪水。说不清哪种更好。”
离开毛粕家，我去了镇外的金禾农场旧址。农场早已改制，老房子拆的拆，倒的倒，一片荒芜。几堵残墙上，还依稀可见当年的标语。我在废墟间走了很久，想象着夏寿生如何在这里计算工分，夏秋珍、还有她的妹妹夏珍妹如何从这里出嫁，夏母如何在这里守寡，夏母和老何如何好上又离开。
最后，我来到石壁村。村子比想象中更偏远，山路蜿蜒。我没有惊动王守拙，只是按照他大致描述的方向，找到了后山。在一片向阳的缓坡上，果然有一座孤零零的坟，没有立碑，只垒着些山石，坟前收拾得很干净，摆着一束已经干枯的野菊花。山风很大，吹得人衣衫猎猎作响。站在这里，极目远眺，重峦叠嶂之外，应该就是河洋镇的方向。
我对着那抔黄土，深深鞠了三个躬。没有香烛纸钱，只有心里一句无声的话：秋珍姐，你的画，我看到了。
下山时，遇见一个砍柴的老乡，闲聊起来。他说：“哦，你说守拙屋里的？是那个河洋来的女子？刚来时不说话，后来好多了。守拙有学问，教她重新认字，她有时也画两笔。两人不怎么说话，但一起过日子，一个看书，一个发呆，也挺好。她走的时候，守拙把她那些画呀字呀，都收在一个木匣子里，埋在她坟边上头一点，说陪着。”
我停下脚步，回头望向那座孤坟上方。果然，在一丛灌木旁，泥土有轻微翻动过的痕迹。我没有去挖。有些东西，埋着，比挖出来更好。
第九章 新的印记
回到省城后，我推掉了所有订单，把自己关在画室整整三个月。
我不再画那些被评论家称道的、带有鲜明“乡土符号”的宏大叙事。我开始画一些极其细微、甚至琐碎的东西：
一张用烟盒纸钉成的小本子，摊开在粗糙的木桌上，纸页被风吹起一角。
溪流边一块光滑的、女子曾用来捶打衣物的青石板。
山间小径上，两行并排的、深深浅浅的足迹，一直延伸到云雾深处。
一束干枯的、但姿态依然倔强的野菊花。
最后，是一堵空无一物的、饱经风霜的土坯墙。墙面上什么都没有，只有阳光和阴影在上面缓慢移动，只有岁月留下的、最原始最沉默的肌理。
我把这组画命名为《无字的墙》。没有故事，没有人物，只有痕迹本身。
画展在一个小型画廊悄悄举办，没有宣传，没有开幕式。来的人不多，但每一个都停留很久。一个年轻的女学生站在那幅《空墙》前，看着看着，突然泪流满面。我问她为什么哭，她摇摇头，说：“不知道，就是觉得……这墙，好像把我心里很多说不出来的东西，都画出来了。”
王守拙没有再来。但半年后，我收到一个从石壁村寄来的包裹，没有署名。里面是一块用布包着的、巴掌大的石板，石板表面异常光滑温润，像是被人长久摩挲过。石板上，用尖锐之物深深地刻了一个字，笔画歪斜，却极其用力，几乎要穿透石背：
“安”。
我把这块石板，放在了画室窗前。阳光照在上面，那个“安”字，在光晕中显得沉静而笃定。
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赐缘”。
命运赐予我们的，从来不是坦途，不是确定的答案，甚至不一定是温暖与美好。它赐予的，是相遇，是别离，是墙上的一道刮痕，是溪边的一块石头，是深夜里一声无人听见的叹息，是烟盒纸上几行歪斜的字迹。
是这些看似无用、终将被遗忘的瞬间与碎片，在时间的河流里沉浮、碰撞、堆积，最终构成了我们立足的河床，构成了“我”之所以为“我”的全部底蕴。
就像罗源县域上的河川河，它从不言语，只是流淌。它赐予沃土，也带走泥沙；它倒映星辰，也吞咽泪水。它承载一切，却不占有任何。它只是在那里，沉默地，见证着，赐予着。
缘起缘灭，皆在河洋。
而我，黄玉砚，这个在墙上涂鸦的孩子，这个用画笔讲述故乡的画家，也不过是这河床上，一块被水流冲刷、被时光打磨的石头。身上有阳光晒过的暖，也有雨水浸过的凉；有与其他石头碰撞留下的刻痕，也有水草拂过的温柔。
这就是赐予我的全部了。
足矣。
（全文完）
作者/黄鑫
2025.10.22于福州东海岸诗港
注：图片来自于网络：国画篆刻作品/黄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