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冬，北仑港外的偷渡船晃得人脑仁疼。徐利把装钱的编织袋压在腿底下，指甲抠着船板缝。旁边船老大瞅他那鼓囊囊的包，眼珠子转得像拨浪鼓。
船是那种刷着蓝漆的旧渔船，漏风。徐利裹着从二手市场淘的军大衣，还是冷。浪拍上来，溅得裤脚湿乎乎的，冻得腿肚子转筋。
“小子，包里装的啥？鼓得跟枕头似的。”船老大蹲他对面，叼着个没火的烟屁股，牙黄得发褐。
徐利攥紧包带，指节发白：“衣裳。”
“衣裳能有这分量？”船老大往前凑了凑，身上一股鱼腥味，“偷渡费可是涨了，再加五百，不然我把你扔海里喂鱼。”
徐利没说话，手伸进大衣口袋，摸着那把弹簧刀。刀身贴着大腿，凉得刺骨。船老大瞅见他口袋鼓出的形状，咧嘴笑了，往后挪了挪：“开个玩笑，急啥。”
漂了六个钟头，到越南同登。岸边的矮房子歪歪扭扭，挂着红蓝绿的小旗子，风一吹哗啦啦响。卖法棍的小女孩蹲在路边，脸蛋冻得通红，鼻涕流到嘴唇边，吸溜回去。
徐利找了个小旅馆住下，墙皮掉得一块一块的，被子上有一股霉味。他关上门，把编织袋倒床上，数钱。数到第三捆，发现少了三千。他捏着那叠薄了的钞票，牙咬得咯吱响——肯定是船老大趁他上厕所的时候摸走的。他摸出弹簧刀，扎在床板上，刀身颤巍巍的。想了想，又把刀拔出来，塞回口袋。人在异乡，怂点好。
晚上出去晃，看见巷子里有家赌场。门口站着俩纹身的壮汉，瞅见他穿的军大衣，刚要拦，徐利从口袋里摸出一沓钱，晃了晃。壮汉让开了道。
赌场里乌烟瘴气，烟味、汗味、口臭混在一起。徐利找了个角落坐下，玩“大小”。头一把押五百，开了个“大”，赢了。旁边一个穿花衬衫的越南佬，输了钱，瞅见徐利赢钱，眼红了，伸手要抢他的筹码。徐利没说话，摸出弹簧刀，“啪”地扎在桌面上，刀尖透进木头半寸。花衬衫瞅了瞅刀，又瞅了瞅徐利阴沉沉的脸，缩回手，骂骂咧咧地走了。
赢了小一万，徐利正得意，胳膊被人拍了一下。回头，是个叫阿彪的本地人，胳膊上纹着条青龙，鳞片掉了一半。递过来的烟是走私的万宝路，滤嘴发黄。
“兄弟，手气挺旺啊。”阿彪拉着他坐到角落的沙发上，茶几上摆着个铁盒子，打开，是两把黑乎乎的枪。
徐利眼皮跳了一下。他见过这玩意儿，以前在临海兵工厂的废铁堆里见过类似的。
“前苏联的托卡列夫，好东西。”阿彪拿起一把，在手里掂了掂，“会玩不？”
徐利接过枪，沉甸甸的，枪身上有层锈。他学着电影里的样子，掰开弹膛，空的。
“瞎摆弄过。”他把枪放下，指尖沾了点锈灰，蹭在裤腿上。
“想不想试试？”阿彪笑着，从口袋里摸出颗黄澄澄的子弹，“后山没人，砰一声，痛快。”
后山的风更大，刮在脸上像撒盐。阿彪把子弹压进弹膛，递给他。徐利举起枪，瞄准一棵枯树。手指扣动扳机——
“砰！”
巨响震得耳朵嗡嗡响。后坐力撞得肩膀生疼，他咧了咧嘴，想起爹扛砖头的时候也总揉肩膀。枯树树干上多了个黑窟窿，木屑簌簌往下掉。
徐利盯着那个窟窿，半天没说话。比铁棍爽多了。铁棍要凑到人跟前，这玩意儿，隔着几十米就能要人命。
“兄弟是个狠角色。”阿彪拍了拍他的肩膀，“宁波那边有个大金铺，敢不敢干？干成了，分你一半。”
徐利没立刻答应。他低头看自己的鞋，是临海买的布鞋，沾了点同登的红土。风灌进领口，他打了个寒颤。
“我考虑考虑。”
阿彪笑了，递给他一根烟：“不急，这玩意儿，跑不了。”
回去的路上，路过那个卖法棍的小女孩。小女孩还蹲在那儿，手里攥着半个冷法棍。徐利摸出一张大额钞票，递过去。小女孩睁大眼睛，接过钱，笑了，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徐利突然想起自己妹妹，小时候也爱这么笑。他赶紧扭过头，加快脚步。
回到旅馆，他翻出兜里阿芳给他织的红色毛线绳——上次走的时候，阿芳塞给他的，说保平安。他扯了扯，绳子断了，毛线散在地上。他踩了一脚，把毛线碾进地板缝里。
晚上躺在床上，他梦见信用社那两声闷响，血顺着柜台往下流。又梦见那把托卡列夫枪，瞄准镜里是亮闪闪的金饰。惊醒的时候，一身冷汗，被子上沾了点刚才踩毛线蹭上的红颜色，像血。
（下集预告）
1995年12月7日，宁波中山东路飘着鹅毛雪。徐利蹲在绿洲珠宝行的顶层，脚边是刚剪断的电话线。楼下传来保安的咳嗽声，他摸了摸怀里的托卡列夫枪，鞋底沾了总机房的灰——那双花花公子皮鞋，是昨天刚在黑市买的39码。而此刻，宁波市公安局的刑侦副支队长叶信龙，正端着保温杯，盯着案发现场的脚印，眉头拧成了疙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