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太热、坐不住、脑子乱，所以本文聊到哪儿算哪儿）
话说明朝的文官很喜欢玩一种名为“骗廷杖”的把戏，就是用两扇烂屁股换一副好名声。士大夫只要有了好名声，升官发财就没个跑，为此付出那点小小的代价实在不值一提。至于因此被架在火上烤还得在青史中留下骂名的皇帝主子，谁在乎？
明朝的廷杖始于明英宗朱祁镇，在明武宗朱厚照和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时达到高潮，并一直延续到明末。有人可能会问：为啥明初时没廷杖？答案很简单，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太狠，对打屁股没兴趣，通常是直接砍脑袋。即便是要打，也往往是打死为止，比如倒霉的朱亮祖，就和长子朱暹一起被老朱拿鞭子活活抽死。
挨廷杖虽然也可能丢命，但毕竟是小概率事件，所以值得赌一把。但要是惹翻了明朝十六帝中唯二的那俩“祖”，妥妥的必死无疑，所以“仗义死节”骗廷杖这种事绝大部分士大夫是不敢干的。相反要是赶上朱高炽、朱佑樘这样的“仁君”，就必然会出现遍地贤良、满朝君子的盛大场面。
所以翻开明朝的史书，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雄主在朝的洪武和永乐年间的官员，大多是“干吏”；而在“仁君”在位的洪熙、宣德及弘治年间，朝中“贤臣”多如狗；到了“昏君”当道的正德、嘉靖及万历年间，朝中的大臣就泾渭分明了：非忠即奸，少有例外。
这种现象并非明朝一朝特有，其实历朝历代都差不多。究其原因就在于修史这项工作基本上被文官或者说是儒生所垄断，而屁股又能决定脑袋——所以史书中呈现的这些观点，往往体现了他们对于当时君臣关系的看法，客观性一般就别指望了，而且还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秦桧能成为千古第一“奸”，军功章必须有赵构的一半。
提到奸佞并上升到汉奸、卖国贼这个层面，说“远有秦会之，近有汪精卫”应该不会引起多大的争议。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生来就能坏到头顶生疮、脚底流脓，早年的汪精卫也是个立志“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理想青年，还曾为“不负少年头”而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至于秦桧这个因为卖国求荣、戕害忠良而在青史上臭名昭著的奸佞，又有多少人知道他曾是个热血的主战派？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国大举侵宋包围汴京，并以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作为议和退兵的条件。在举朝上下一片妥协求和之声中，秦桧愤而上书言军机四事，认为女真人欲壑难填，必须提高警惕、加强防备，不能无条件的退让：
“桧上兵机四事：一言金人要请无厌，乞止许燕山一路；二言金人狙诈，守御不可缓；三乞集百官详议，择其当者载之誓书；四乞馆金使于外，不可令入门及引上殿。”（《宋史·卷四百七十三·列传第二百三十二》）
然而早已被吓得慌了手脚的宋钦宗赵桓哪敢答应？反而给秦桧加官兵部职方员外郎，随张邦昌处理向金国割地事宜。不过秦桧深以为耻，再三上书要求辞去职务。不久赵桓又召集百官商讨割地事，以宰相范宗尹为首的70人赞成，秦桧等36人则坚决反对。
此时的秦桧哪里像个奸臣、卖国贼？
然而在汴京失陷、秦桧随着徽钦二帝被掳去金国折腾一圈之后，他就被吓破了胆，随之在威逼利诱下向女真人屈服。其实这也不奇怪，作为一个正宗的儒家门生，只要不是天生坏透了腔的，立身修心的功夫都不会太差。但儒生大多像是温室的花草，经不起什么大的挫折，嘴炮无敌却经事无力是普遍现象，一旦理想破灭或是经历磨难，往往会原形毕露或是性情大变，秦桧自然也不能例外。
不过如果此后他遇到的是明君雄主，哪怕是个正常的守成之君，那么秦桧的一生大概还是会发达（这厮确实有才），但要想权倾朝野、做尽恶事恐怕会很难，而且他也未必会想这么干。
只可惜他赶上的皇帝主子，却是赵构。
如果要给北宋之亡、南宋之衰找找找理由的的话，宋徽宗赵佶和宋高宗赵构堪称是当仁不让的两个罪魁祸首。而且一个不是巧合的巧合是，这俩货都是闲散藩王出身，本来跟皇帝宝座隔着十万八千里，却在阴差阳错间成了一国之君。
两宋的藩王和宗室们通常都是被当猪养着、当贼防着。这固然是吸取了前朝宗室作乱的教训，在制度上有着一定的先进性。尤其是在王安石变法后，更加收紧了对于宗室的限制，导致宋朝的藩王宗室们，一没有封地，二不能接触朝政和兵权，三还不能世袭（推恩至五服外除名），跟汉、晋、唐、明等朝相比，两宋的皇族们日子过得堪称凄惨。
所以一个“合格”的宋朝藩王就该去养花遛鸟逛窑子。正经事一点不能沾，否则就有被安上谋反的罪名掉脑袋的风险；也不能飞扬跋扈欺负百姓，否则会被那些疯狗一般的文官往死里咬；而且还不能乱跑，只能缩在汴京城内圈养，出城溜达一圈都是罪名。
在这种情况下，指望赵佶、赵构受到系统且完善的帝王教育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关于怎么当皇帝这码事他们只能“自学成才”，这还能有个好？而且当藩王时的委曲求全、醉生梦死和严重缺乏安全感的经历，必然会对他们的心理和精神状况造成严重的影响。
所以在太平无事时，他们往往沉湎于酒色享乐和肆意妄为中，缺乏责任感和危机意识；而一旦面临重大危机，他们通常在惊慌失措的同时束手无策，更会为了苟全性命和保住权力富贵而毫无底线的出卖一切。
就像章惇说的那样，这种半路出家的皇帝几乎统统都是“轻佻不可以君于下”（《宋史·卷二十二·本纪第二十二》）的货色。
就拿赵构来说，身为赵佶第九子而且还是庶子的他，在靖康之变前压根没有任何即位为帝的希望，在宋金和议期间还一度被当做弃子和质子丢给了女真人。然而在徽钦二帝“北狩”以后，正在河北搞“敌后武工队”的赵构却成了赵佶30多个儿子中唯一的幸存者，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全盘接收了父兄的基业。
皇帝赵构当然想当，可是皇帝应承担的责任他却完全不想要，或者说根本不知道还有这码事——于是女真人还没打来，他就慌慌张张的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转进”到了扬州；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金兵奔袭扬州，他又逃往杭州；等到女真人发誓“搜山捡海”也要灭绝赵宋皇统以后，赵构干脆抛下祖宗打下的江山和还在为他奋战的军民，弃陆泛海以求苟活，不但成了中国史上首位与大海亲密接触的帝王，据说还因为惊吓过度失去了生育能力……
这样自私、无能又怯懦到毫无底线的皇帝，你还能指望他什么？
也只有在这样的皇帝手下，早已变质得毫无底线的秦桧才会如鱼得水、坏得臭名昭著。如今的秦桧仍跪在岳王庙前任凭万人唾骂，这当然是他罪有应得，但我觉得要是再塑一座赵构的跪像，而且还得跪在秦桧之前，那会更加的公平合理。
再设想一下——如果把赵构换成刘彻、朱元璋之类的超级大猛人，秦桧的下场要么是挨上当头一刀，要么就得迅速化身为比岳飞还要强硬一万倍的激进派，就算成为史上最知名的“忠君爱国”的典范人物，大家也不用奇怪。
你要是不信，就去看看那些史上著名的大奸臣们，他们侍奉的皇帝中可有几只好鸟？
所以说种下什么苗，必然就会结出什么果，不仅父子如此，君臣也一样。
儒家锲而不舍的塑造“圣天子”，其实本意不过是为了争权罢了。
宋仁宗赵祯，是史上第一位谥号为“仁宗”的皇帝。
儒家的规矩很多，但唯有“仁”才是其伦理思想的核心，更是其所倡导的道德原则、标准和境界的终点。为了实现“仁”这一目标，孔夫子认为可以付出任何代价，即所谓的“杀身成仁”；就连周杰伦先生也曾经曰过“仁者无敌”嘛（开个玩笑，其实语出自《孟子·卷一·梁惠王章句上》）。从这个角度来看，赵祯算是“求仁得仁”，身后好评铺天盖地，在那些史官口中简直是德比尧舜禹汤、功盖秦皇汉武，乃千古第一明君。
而赵祯最受人称颂的就是善于用人和纳谏：
“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宋论·卷四》明·王夫之）
两宋延绵319年，所谓的名臣贤相迭出，但唯仁宗朝最盛。如韩琦、范仲淹、富弼、庞籍、文彦博、包拯、欧阳修、司马光、吕夷简、晏殊、曾公亮等等，几乎个个都名垂青史，在后世也被人交口称颂。而赵祯对他们尊敬有加，凡有进谏几乎都言听计从，堪称历朝君臣相得的典范。
于是就有了史书中的“仁宗盛治”。
然而就在这个“仁宗盛治”中，在外有对西夏的数次丧师失土的惨败，签订了屈辱的庆历和议。此后契丹趁火打劫，赵祯君臣被稍一胁迫便又有了重熙增币；在内倒没爆发什么大规模的叛乱，因为有“贤臣”辅佐嘛，想出了个编流民为厢军的聪明主意（只收青壮，老弱妇孺又闹不起事，爱死不死的谁管），把各种祸乱的苗头统统扼杀在萌芽状态。
不过因此造成财政支出大增，“三冗”问题日趋严重，百姓不堪重负。所以宋神宗赵顼执政后不得不任用王安石实行变法，结果那些“名臣”们大都又对此坚决抵制，于是引发了没完没了的党争、内耗，最后终于把北宋给耗没了。
这么一副熊样，怎么就成了某些人口中的“盛治”？原因就出在赵祯身上。
因为身世、经历等缘故，赵祯的性格被称为“宽容”，其实就是软弱的意思——耳根子软、手腕子软、心眼子软……什么都软。皇帝软了，他手下的臣子们就会硬，动辄喷赵祯一脸口水只是小意思，最重要的是大宋朝该怎么治理都得听他们的。当然这得美其名曰叫君明臣直、虚心纳谏什么的。
儒家眼中的理想君王是个什么样子？当然是“圣天子垂拱而治”——就是皇帝啥都不干、啥都不管，就像赵祯那样，然后便会天下大治。可是只要不是傻子都清楚所谓的“无为而治”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效，在大部分时间里这么干就是自取灭亡。可是皇帝都“垂拱”了，天下这些破事谁管？
当然是我们管！于是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士大夫们责无旁贷的蹦了出来。
可惜这帮货色吹牛皮天下无敌，办事情就一塌糊涂了——抛开那些虚头巴脑的胡扯，谁能说说赵祯一朝那些跟韭菜似的一茬接一茬冒出来的“名臣”们，可曾干过什么利国利民的大事？没祸国殃民已经算是有节操的了。
不过不要紧，反正舆论掌握在士大夫们的手里，他们说啥就是啥（在这里，我倒是有些同情非得要瞅瞅自己的起居注被弄成一副什么德性的唐太宗李世民）。于是在史书里边仁宗朝仍然是“盛治”，赵祯仍然是“圣君”，文彦博等仍然是“名臣”——谁敢反对？弄不死你！
在赵祯之前，有个汉元帝刘奭柔弱好儒，也差点成了“圣天子”，还把他老子汉宣帝刘询气了个半死：
“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卷九·元帝纪第九》）
刘奭即位后果然重用萧望之等儒臣。不过当时儒家初兴、势力不足，脑子也不太够用，结果在跟外戚和宦官的狗咬狗过程中一败涂地。而且一些惯会见风使舵的儒臣如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还与权臣石显结党，搞得刘奭威权不在，朝政一塌糊涂，西汉自此走向末路。
刘奭这个锅太大，再加上他朝三暮四、对儒家始乱终弃，所以史家想把他塑造成“仁君”的形象难度有点大，似乎也懒得在他身上费劲。于是刘奭遗憾的没有当成“圣天子”，否则弄不好还会搞出个“汉仁宗”。
而赵祯之后，最有可能成为“圣天子”的，其实是明惠宗朱允炆。
自科举制兴起以后，士大夫就成了特权阶层，在两宋时一度还曾与皇帝“共天下”。地位的上升往往意味着野心的膨胀，所以为了权力他们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如果说唐朝时的士大夫还经常是世家的代言人，两宋时因为皇权不振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里忙于党争、内讧，那么在明朝时士大夫们就是在有志一同的斗皇帝。而在明朝十六帝中，君臣关系和谐的仅有朱允炆、朱高炽和朱佑樘这三位。不过朱高炽在位时间太短，朱佑樘虽然被士大夫捧为“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但其实还是不如朱允炆“完美”。
朱允炆自幼便被灌输了一脑子的儒家典籍并对此深信不疑。登基以后，他立刻将方孝孺、齐泰和黄子澄等大儒捧上高位，然后成天跟这几位儒学师傅一起埋头研究如何复古改制，一度还打算恢复井田。在朱允炆看来，只要按照儒家的理念治国，就能重现“三代之治”，从此国泰民安、大明万万年。于是当他四叔屡败官军、向着南京步步逼近之时，朱允炆还在跟方孝孺忙着埋首故纸堆中，研究如何让大明朝重现《周礼》所描述的“盛世”。在他们的心目中，把承天门改叫韦皋门、端门改为应门、谨身殿换成正心殿，或者把方孝孺的官职由侍讲学士改叫文学博士，再或者恢复圣人主张的井田制等等这些事情，哪个都比步步紧逼的他四叔更要紧、更要命。
如果朱老四没搞“靖难”这一出，或是造反失败，那么坐稳了皇帝宝座的朱允炆将毫无意外的成为史上最货真价实的“圣天子”，连赵祯都得靠边站——毕竟老赵还经常搞点小叛逆、玩点“帝王心术”，比如动不动就换个宰相什么的。可朱允炆却是真心实意的对儒家那套理论信服得五体投地，而且看上去绝无动摇之心。
这样一来，方孝孺、齐泰、黄子澄等人也将毫无疑问的成为历代“名臣”的样板，至于韩琦、富弼什么的，也只能退避三舍、下岗再就业了。
明朝是君臣斗争最激烈的朝代，也是皇帝被黑得最惨的朝代。
回头再说明朝的事。
在今天看来，帝制不是个好制度。不过在生产力不够发达、技术水平落后以及百姓普遍愚昧的古代，帝制却是维护国家一统、确保文明延续的基本保证。而且事实也证明，在历朝历代中只要皇权式微，必然会内忧外患迭出，王朝不是衰亡就是陷入混乱，几乎无一例外。
汉末如此，晚唐亦然，两宋不用提，所以终明一朝的大多数皇帝才会吸取教训，死把着大权不放。这才有了朱元璋和朱棣杀官如杀鸡，他们的子孙虽然魄力和手段比不上祖辈，但是对于手中的权力却没有丝毫放松的意思。于是他们放出了宦官、特务以及愿意攀附皇权的“反水”文官与士大夫集团对抗。最终还是明神宗朱翊钧最狠，想出了个30多年不出宫门、不理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的狠招，让那些一门心思想跟他争权的士大夫们有劲都没处使，最终连官都当不上：
“今吏部尚书缺已三年，左都御史亦缺一年，刑、工二部仅以一侍郎兼理，大司马（兵部尚书）既久在告，而左、右司马（兵部左、右侍郎）亦未有代匮者，礼部止一侍郎李廷机，今亦在告，户部止有一尚书。盖总计部院堂上官共三十一员，见缺二十四员，其久注门籍者尚不在数内。”（《明神宗实录·卷四一九·万历三十四年》）
可惜之朱翊钧之后，明朝皇帝的权谋手段一代不如一代，最终崇祯皇帝朱由检等于是被全体臣子出卖，不得不自缢于煤山。
像朱厚熜、朱翊钧这样动不动就几十年不上朝会造成国势动荡，任用刘瑾、魏忠贤等阉宦主政弊端无穷，特务政治上不得台面，严嵩、严世蕃父子这样的奸佞祸乱朝纲——难道明朝的皇帝都是傻子、看不到这些问题？还不是被士大夫抱团逼宫给逼出来的。
在明朝的史书中，大多数皇帝都不正经，不是成天斗蛐蛐就是整日干木匠活，要么就荒唐、要么就好色、要么就炼丹、要么就吃错药……有人说是后来的满清修史时泼脏水，其实这话有点冤枉，其实罪魁祸首应该就是那些擅长给史书中的人物“化妆”的士大夫。
如果是满洲人搞鬼，那么为啥明朝十六帝中几乎个个“望之不似人君”，就与文官亲近的朱高炽和朱佑樘名声那么好？
其实清朝皇帝就看得很明白，所以将所有的臣子统统视作奴才，明朝给予士大夫的各种优待能取消的统统取消——谁敢搞手脚，弄不死你！
于是秉性欺软怕硬的士大夫们彻底软了，终清一朝也没几个人敢嘚瑟。
所以说什么皇权至高无上、对臣子可以生杀予夺，其实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胡扯。皇权与臣权的斗争从未休止过，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皇权占上风时也不一定是好事，比如在汉武帝刘彻一朝，当他奋发图强时就满朝都是良臣名将，以至于连使节一出国都能化身特种兵、儒生都成天举着剑嚷嚷着“大复仇”。而一旦他昏聩了，江充之流的奸佞就会随着现身、祸害朝野。
可一旦皇权被臣权压制，那么这个王朝基本就要完蛋了，差别只是早晚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