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忆起我的最后一个长篇，简直是令人发指的时光。

我经朋友介绍为一个常年旅日的中年沪籍画家写传记，千字五百。我带着录音笔从早上九点开始做了接近八小时的采访，听他痛说他和父亲的辉煌人生；又参观了他在常熟路地铁站的豪华不动产；翻查了解放初期的上海艺术界概况和九十年代的中国出海热潮；最终辗转询问到一位老爷子供职单位的旧同事，朋友的朋友转述说：大早上提这么恶心的父子俩是嫉妒我吃了早饭么，咱不提这些人成么。

我只好忍着恶心，每天剪完十小时专题片再回到家码字，真的手里一边把玩一个五毛硬币一边敲键盘，竟然在铜色吸引下写完了。

交稿的时候，客户对我说，他不会用邮箱。

我们约在常熟路肯德基见面，他买了一杯咖啡给我。我把稿子打印成六张大纸摆在他面前，他从身后拿出个大书包，拉开拉链，用两只手一把一把地抓出现钞，四人座的桌子摊满了红花花的钱钱。最后对我说，他数好了出门的，可是路上碰到点事花了三百，下次补给我。他从钱堆底部抽出稿件装在空荡荡的书包里离开了。

几个星期以后我们在地铁口又匆匆见过一面，付那三百块钱。

从此我再也写不出长稿了，请赐我一枚铜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