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风卷着梧桐叶掠过经营部的玻璃窗，把张珍妃办公桌上那盆文竹吹得簌簌作响。她指尖的钢笔悬在报表上方许久，墨滴终于洇开一个深色的圆点，像极了ICU监护仪上那道冰冷的水平线。有同事说，这几天总能看见张副部长对着那盆文竹发呆，鬓角新添的白发在日光灯下泛着霜色，从前总爱用发胶一丝不苟固定住的卷发，如今也松垮地垂在肩上。她失神的眼睛迷茫的望着窗外远处云朵，大颗、大颗的泪珠默默地流淌下来……
谁能想到这位叱咤风云的女将，会在五十岁这年被命运掀翻在地。当年她从电子厂的仓库保管员做起，踩着算盘珠子硬生生拼到营销部副部长的位置，全凭一双能在万千元件中挑出瑕疵的火眼金睛。记得有次广交会上，外商拿着样品质疑国产电容的稳定性，她当场拆开仪器演示，指尖翻飞间报出二十多种参数，流利的英语里掺着山东口音，倒让那群蓝眼睛老板竖起了大拇指。办公室的小姑娘们总爱偷偷议论，说张部长的旗袍开衩都比别人的利落三分。
可1988年的秋天不一样。改革的浪潮像黄浦江的潮水，卷着“万元户”的口号拍进每个寻常巷陌。单位院墙东侧那排青砖瓦房突然被凿开一溜红漆木门，“第三产业贸易公司”的牌子刚挂上去，张珍妃就动了心思。她摩挲着儿子王强刚领的工牌——电子元件车间，三级工，照片上的小伙子眉眼周正，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强强，妈给你盘个门头。”她把烫金的承包合同推过去时，王强正在摆弄半导体收音机，焊锡的青烟里，他抬头看了眼母亲鬓角的珍珠发卡，那是去年评先进得的奖品。
门市部开张那天放了挂千响鞭炮，红纸屑落进隔壁修鞋摊的胶水桶里。王强穿着张珍妃给他买的皮尔卡丹西装，站在“强华电子元件经营部”的霓虹灯下，有点不知所措地扯了扯领带。张珍妃替他理了理衣襟，低声说：“记住，咱做的是长久生意。”她转身进了店，从黑皮包里掏出一沓订单，铅笔在纸上圈出几个名字，“这些老主顾，你按批发价走。”起初王强确实规矩。每天天不亮就去厂里提货，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后座捆着沉甸甸的纸箱，车铃在晨雾里叮铃作响。傍晚收摊后，他会把账本摊在饭桌上，一笔一划地算进项，张珍妃坐在对面织毛衣，台灯把母子俩的影子投在墙上，像幅温馨的剪影画。直到有天，一个南方口音的男人闯进店里，指甲缝里嵌着黑泥，却掏出厚厚的一沓“大团结”：“要一百个CBB电容，现金，加价三成。”王强看着那叠钱，想起车间里师傅说的“倒爷”，手心突然冒出冷汗。
那笔生意做成后，王强给自己买了台索尼随身听。磁带转动时发出轻微的沙沙声，邓丽君的歌声像蜜糖一样淌出来。他开始不再骑自行车，改乘出租车去提货，后来干脆买了辆白色切诺基。车标上的“Cherokee”字母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开进电子厂大门时，保安总会立正敬礼。他的西装换成了进口料子，手腕上多了块劳力士金表，晚上常带着一群人去“夜巴黎”夜总会，麦克风里吼着“跟着感觉走”，洋酒的琥珀色液体在水晶杯里晃出涟漪。
张珍妃不是没察觉。有次她半夜回家，看见王强醉醺醺地被人架着回来，真皮夹克上沾着口红印。“你现在像个暴发户。”她把醒酒汤摔在桌上，王强却嘿嘿笑：“妈，这年代不就兴这个？”他掏出个大哥大，天线“啪”地弹起来，“您看，李科长刚订了批三极管，明天就让仓库直接送店里。”张珍妃看着那黑沉沉的玩意儿，突然想起儿子小时候攥着她的衣角，在百货大楼柜台前踮脚看变形金刚的模样。
出事那天是周六，王强在“天外天”酒店包了个包厢。鱼翅羹刚端上来，他正跟人吹嘘自己刚进的一批进口芯片，角落里突然吵了起来。是钱赖，那个总跟着混吃混喝的无业游民，正跟一个客户抢着买单。“我来！”钱赖把啤酒瓶墩在桌上，酒沫子溅到王强的西裤上。王强皱眉时，不知是谁推了一把，钱赖踉跄着撞翻了邻桌的盘子，碎瓷片在灯光下闪着寒光。“你找死啊！”钱赖红着眼扑过去，拳头挥向那个推他的人。混战中，有人喊了句“王老板劝劝架”，王强刚站起来，就感觉后脑勺一阵剧痛。像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又像被重锤砸进冰窟。他看见钱赖手里举着半截啤酒瓶，瓶口的玻璃碴还在滴血，然后眼前就黑了。倒下时，他听见自己的劳力士表撞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像是什么东西碎了。
医院的长廊永远弥漫着消毒水味。张珍妃赶到时，ICU的门刚打开条缝，她瞥见王强躺在病床上，浑身插满管子，像只被蛛丝缠住的蝴蝶。心电监护仪发出单调的“滴滴”声，每一声都像锥子扎在她心上。医生说“脑干损伤，脑疝形成”，她听不懂这些术语，只看见儿子的脸苍白得像张纸，曾经爱笑的嘴角抿成一条直线。她伸手去摸，被护士拦住：“张部长，病人在无菌舱。”那几天，张珍妃就守在ICU门外的塑料椅上。白天听医生说“血压又降了”，晚上听监护仪的声音越来越慢。有次她打盹，梦见王强小时候坐在她自行车后座，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阳光把他的头发染成金色。惊醒时，走廊的声控灯应声而亮，照见她鬓角突然冒出的白发，像落了层霜。
第七天早上，医生摘下口罩说：“准备后事吧。”张珍妃没哭，只是盯着玻璃窗里儿子的脸，轻声说：“强强，妈给你买的新西装还没穿呢。”她签字放弃治疗时，笔尖在纸上顿了顿，洇出个墨点，跟她办公桌上那个一模一样。
钱赖是在安徽一个煤矿被抓住的。他躲在井下挖煤，脸上沾着黑灰，看见警察时，手里还攥着半个冷馒头。审讯室里，他反复说“我不是故意的”，可王强后脑勺那道四厘米的伤口，还有颅骨塌陷的CT片，都在无声地反驳。张珍妃去检察院递交材料时，穿着那件珍珠白旗袍，旗袍的盘扣是她亲手缝的，如今扣眼都磨松了。“我要他偿命。”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
一审判决是死缓。张珍妃上诉那天，天空飘着细雨。她站在法院门口，看着“为人民服务”的金字招牌，突然想起多年前，她作为劳动模范在大会上发言，说“要为四化建设贡献终身”。那时候她梳着齐耳短发，穿着蓝色工装，台下掌声雷动。二审维持原判。张珍妃走出法院时，有人递来一把伞，她没接。雨水打湿了她的头发，白发在黑发里格外刺眼。路过街角那家“强华电子元件经营部”，新老板正在换招牌，红底黄字的“宏达贸易”覆盖住原来的名字，像用橡皮擦去了一段往事。
后来听说，钱赖在监狱里不安分，越狱两次，打伤了狱警，最终还是没能逃过死刑。执行那天，张珍妃去了王强的墓地。墓碑上的照片是王强刚工作时拍的，穿着蓝色工装，笑得一脸阳光。她放下一束白菊，轻声说：“强强，妈给你报仇了。”风穿过松树林，发出呜咽般的声响，像是谁在哭。
经营部的人发现，张副部长再也不穿旗袍了，总是一身深色中山装。她依旧精明强干，只是再也没人见过她笑。有次开会，讨论引进新生产线，有人提到“经济效益”，她突然停下笔，望着窗外发呆。窗外，那排青砖瓦房的门头换了又换，只有风还像1988年那样吹着，卷起地上的落叶，打着旋儿飘向远方。
年终总结会上，张珍妃念报告时，声音突然顿了顿。人们看见她拿起手帕擦眼睛，透过泪眼，仿佛能看见多年前那个骑自行车的少年，车铃叮铃，后座捆着的纸箱里，装着那个还没被金钱染指的，闪闪发光的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