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算起来，我开本念书也就是上幼儿园的时候，是一九七一年的九月一日，大学毕业是一九八八年的七月，是高中毕业后又复读才考上大学的，这足以证明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我上中学的时候，初中才开始改成三年制，由初二升入初三是要考试的，而且不是百分之百的考上。而高中却还是两年制。
念书的动力来自于父母的教育。我的母亲不识字，父亲认识一些眼面前的字，对“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类“金玉良言”不知是不知还是没有想到，总之，父母教育我要好好念书，那目标并不是报效祖国这么宏大，也不是当官发财那么遥远，实在是很实际的，就是念好了书，考上了大学，不但能找个好女人，还能吃香的，喝辣的。否则，只能一辈子在家拽牛尾巴，不但要打一辈子光棍，就是要饭也找不着后门的。那时，父母可还没想到考不上大学可以出去打工什么的，只知道考上大学其次的选择是学木匠瓦匠，为人家打家具盖房子，苦点辛苦钱，混口饭吃，至于娶媳妇生孩子，那简直是癞哈蟆想吃天鹅肉，白日做梦。
有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既然念好书，考上大学能解决传宗接代和“第一件大事”，那产生的动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了。谁愿意背负不孝的骂名，又有谁不愿意吃香的喝辣的的呢？
上幼儿园的时候，教室、课桌、凳子都是流动的，教室是生产队的仓库，粮食需要入住的时候，我们就得让位，搬到私人家里；课桌是有我们胸口高的凳子，而凳子就是小板凳，下课了要带回家坐了吃饭的。教我的老师，是我的一个堂兄，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满头白发，那时可还是个小伙子。他的学识，在我们大队当时是难找到第二个的。
上了一年的幼儿园，第二年要上大学校了—我们把小学叫大学校。暑假中，母亲就提前做好了一个用多块旧布拼接而成的书包，但在我，却是新的。
“小嘛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
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风雨狂
只怕先生骂我懒那
没有学问啰无脸见爹娘”
这首歌，既是我上小学时爱唱的歌，也是当时上学情景的真实写照。
那时，虽然常常感到饥饿，但精神却足，每天早上早早就醒来了，拎上煤油罩灯，约上几个小伙伴，头顶星月，一路唱着，一路蹦着跳着，不知不觉就到了学校。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来人”我们便和更早到的同学，一道打门，把大门推打得叮当响，直至门开。
“这帮孩子，这么早就来了”看大门老头一边嘟哝着一边开锁拨门栓。
“春天，冰雪融化，种子发芽，果树开花，我们来到小河边，来到田野里，来到山冈上。我们找到了春天。”
进了教室，点上煤油灯，打开书本，便摇头晃脑，大声读起书来，随着同学的逐渐增多，便书声琅琅，人声鼎沸起来。读到累了饿了，也就到了放学时间了，回到家里，两碗稀饭下肚，精神又来了。
父母特别是母亲常常偏爱最小的孩子，我那时在兄弟姐妹中虽然不是最小，但在上学的当中我是最小的，我的弟弟虽然比我还小，但他还没有上学。所以，上学之前，母亲常常偷偷塞几块山芋干偶尔还会有一捧花生在我的书包里，因为上午在学校的时间比较长，不到放学时间便会饿了，那山芋干或花生便成了充饥的最好的点心。仓禀实而知礼节，人穷志就短，人一穷，就小气，甚而至于是抠了。我那时常常是偷偷的躲在一边嚼那香甜的山芋干，当着同学的面吃吧，看着那一双双饥饿的眼神，真的是食之难以下咽。
上小学的时候，学习之外，就是割猪菜、打柴禾、玩游戏了。中午、下午放学后或者是星期天，白天主要任务就是割猪菜、打柴禾，晚上则是捉迷藏或攻城。割猪菜得挽个柳篮子，拿着把小镰刀，猪菜的种类可多了，大猪耳朵、面皮菜、蚕草、马芹菜等都是猪的佳肴，但在我们却并不容易得到，因为割猪菜的人多，割一篮子有时要跑上好几里地。去割猪菜的途中，把镰刀远远地投掷出去，通过刀头的正面或反面向下来猜测今天是否能割到猪菜。割满了一篮子之后，就可以玩小兔吃草的游戏了。方法是：在平整的地上挖一个坑，将刀面覆盖在坑口上，刀面下压上一根细的长草，然后在刀面和长草上覆上泥土，压实，抽出长草，便有了一个通向小坑的通道。将一节一节的细草放到通道口，上下掀动镰刀柄，草节就会被吸进坑里去了，就象小兔子吃草。当时当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上了中学，学了物理知识才知道，这是压力差造成的，和家里做饭时鼓风用的风箱的原理差不多。相对于割猪菜来说，打柴禾却容易多了。背上一个粪箕，拿上一把大一点的镰刀就够了。我家的屋后是清澈的黄码河，不仅是我们的饮水河、灌溉河，也是我们的游泳池。在河岸边成长的孩子往往是弄潮的好手，黄码河河面虽然有二十多米宽，但我和许多小伙伴都可以一个猛子扎到对岸去。而河的对岸就是几百亩的一大片芦苇，分属几个生产队所有，虽然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老人看守，但却并不能看得住，我们几个人分散开来同时行动，看柴人就顾此失彼。
最有趣的，还是捉迷藏和攻城游戏。这都是多人一起玩的游戏。山芋地、棉花地、大豆地、草堆里，都是藏身的好去处。然而玩久了，最后也往往都在这些地方被捉住，真是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最危险的地方。攻城也需要十几二十个人才好，平均分开站成两排，平行相向相距二十米左右，两队各选出一名代表进行一问一答式对话：
“张大人，
李大雕，
十二兵马随我挑，
挑哪个，
挑张彪，
张彪没胡子，
就挑你白胡老头二毛子”
被挑中的二毛子于是就奋力向对方的队列冲去，如果冲破了对方的队列，他就可以从对方被冲破的地方带回一个人来；冲不破，他就被留在对方的队列中了。哪一个队最后只剩下一个人了就算输了，那落败的人会被胜方追打得落荒而逃，狼狈不堪。在较量的过程中，也有看对方的实力强而故意不使劲冲而留在对方的。
虽然一九七八年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但在我们那个穷乡僻壤，可还没有感觉到改革春风的荡漾。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要考初三了。考试前一天的晚上，母亲就包好了饺子—我们那里叫做“弯弯顺”，这是考试时才会有的特殊待遇，另外就是过年的时候。当时只感到个个饺子都盛满了浓浓的母爱和希望，后来学了辩证法，还知道这名称还颇有哲理。
上了中学，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十年寒窗苦”，虽然没有头悬梁、锥刺股的苦痛，但也还是感觉到了刻苦学习的艰辛。上了中学后，不知是因为每天要用冷水淘米蒸饭的缘故，还是因为每天早晨要敲开河冰洗脸的原因，总之是我的手上生起了冻疮，手指僵硬、粗直，不听使唤，采取了多种方法，民间的、中医、西药，总不见效。而且每到晚上，是又痛又痒又烧，哪还有心思思考问题做作业呢？其时，只得采取了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就是每到晚自习时，就舀一杯冰冷的水，把手放在水里，便可安心的学习一会了。等到水被温热了，没有了凉意，再换一杯，一个晚自习总需换几杯，才可以不受冻疮的干扰。
八十年代考大学都是有预考的，预考通不过就不能参加统考了。那时的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十几，真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绝大多数是不免要落水的，少数顽强的，会下一年再来，多数人是打了退堂鼓，走异路去了。不象现在录取率都在百分之八九十。也是物以稀为贵吧，那时考上一个大学生，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学费一学期也就二三十块钱，平时免费发饭菜票，基本上不用自己掏钱吃饭；工作也不用愁—当然不用愁的，国家包分配。
虽然时光已过去了23个年头，但知道自己考大学的分数超过了录取分数线时的情景还是历历在目。那一年，我在众兴中学复习，日记记载的我去看高考成绩的那一天是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的下午，怕和别人一起去看，别人考上自己没考上难堪，我是悄悄地一个人独自去学校看分的。先是没敢直接找班主任，从别人口中得知自己的分数后，才敢找班主任证实。
从班主任手里接过分数条，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后，内心的喜悦象要涌出嗓子眼，身体似乎膨胀到无限的大，跃上自行车，一路飞奔，恨不能长出翅膀飞到家里，向父母报喜。到城厢镇龙门村时，没有来得及刹车，蹭到了一位过马路的老人，幸而不是撞到。赶紧下车向老人赔不是，作解释。
“快去吧，慢点啊”得知我考上了大学，老人不但没有责怪我，还嘱咐我注意安全。
得知我考上的消息后，父亲说：“一听说你考上，一点也不累了”，其时，他已经挑了二十多担水浇了菜。
母亲急急忙忙去鸡窝里掏鸡蛋，要煮鸡蛋给我吃。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月不停留。如今，我已人到中年，孩子也渐渐长大，我和妻子教育孩子要好好学习，是为了有个好工作，找个好对象。我的父亲已经八十多岁了，母亲已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他们当年的愿望都已经实现了，我不但娶了一个勤快、节俭、爱家的好女人，而且想吃的话，每天都可以吃香的、喝辣的—这实在已是家常便饭了。现在，我对父亲有了一个愿望：健康长寿，方法就是常回家看看。
我曾经问过妻子，当初为什么会看上我？她的回答让我惊讶：“因为你是大学生”。
我真的惊讶于我的父母何以有如此准确的先见之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