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半的劳务市场总带着某种末日的焦灼。灰扑扑的塑料板凳尚未摆开，倚在卷帘门上的工牌已密密麻麻排成方阵：钢筋工320/天、物流分拣年龄限35岁、装配线压半个月工资。穿褪色迷彩服的男人们蹲在梧桐树下抽烟，烟头明灭间照亮浑浊的瞳孔里蛰伏的十五年光阴。

一
三十七岁的王德福坐在候车室铁椅上时，总习惯性摩挲腰间那排凸起的肉疙瘩。这是他在北方工地十五年浇筑的勋章——二十二岁顶着零下二十度扎钢筋落下的寒湿病，如今每到雨天就像有蜈蚣在椎骨里爬行。他的绿皮车厢记忆永远停泊在春节前后的月台：扛着尿素袋挤进人潮时是王师傅，背着双肩包挤出人潮时是儿子学费、老爹透析费和十万彩礼的提款机。

广州制衣厂女工李春梅的衣柜里有三十七件工服，领口统一缝着"美欣达制衣"的湛蓝标签。第十五年厂庆那天，主管指着流水线最后端的新机器说这叫"智能吊挂系统"，她低头给锁边机穿线时，忽然看见传送带上悬浮的衣料正变成雪片，而自己的十个指甲盖早已被染料浸成永远的暗紫色。

"打工就像往时间罐头里塞硬币。"在东莞漂泊十二年的货车司机老张这样形容。他的驾驶室储物格里躺着六部淘汰的诺基亚，每部手机都存着某个物流园保安亭的固定号码。有次暴雨导致国道塌方，他在驾驶座蜷了整夜，车载广播断断续续唱着"时间都去哪儿了"，后视镜里的白发刺得他心脏生疼。

二
昆山电子厂的午夜交接班时刻，四十二岁的质检员赵红英常在更衣室镜子前数自己的抬头纹。她的青春被切割成十三万次重复动作：左手捏电阻，右手持镊子，日复一日在显微镜下复刻完美弧线。直到有天发现流水线尽头坐着二十岁的自己，那姑娘额发沾着皖南山丘的雾霭，正在工卡上练习写名字的笔画。

工地安全员老周的破皮包里永远装着两瓶药，治疗糖尿病的格列美脲和防尘肺的乙酰半胱氨酸。他蹲在基坑旁写巡查记录时，会盯着钢筋捆扎工腰间的塑料水壶出神——十三年前他刚绑扎钢筋那会儿，用的还是印着女儿满月照的太空杯。

深圳龙华某快递站的后巷，二十三岁的分拣员阿凯把最后件包裹甩上车厢。他手机里存着父亲在老家伐木的视频，二十年前父亲同样把原木甩上卡车的模样，与他此刻抛掷快递箱的姿势构成宿命般的复调。月光下两个时空的身影突然重叠，年轻人手背暴起的青筋跳动着三代人的辛酸。

三
建筑工老杨有个褪色的记账本，密密麻麻的数字串起他十五年的漂泊轨迹：2008年日薪90元，2023年日薪260元。数字背后是深圳房价从每平八千涨到八万，是老家婚宴酒席由八菜一汤变成十六个冷盘。他在台风天蜷缩在铁皮房写这些账目时，忽然意识到自己像棵被移植十五次的树，根须早已缠满钢筋水泥。

纺织女工刘玉珍在集体宿舍的床头贴着张泛黄的目标清单：2009年买电磁炉，2012年装假牙，2018年给儿子买电脑。当她把"2023年换副老花镜"划掉时，对铺的河南妹子正抱着电话痛哭——母亲确诊胃癌需要五万押金。月光漏进窗户的铁栅栏，在地面织出相似的囚衣纹路。

在北京当了十二年保安的陈卫国，至今保留着物业公司发的三十七枚肩章。某个寒冬深夜巡逻时，他听见监控室里传出自己二十岁时的声音，那是从儿子手机里漏出的游戏直播："感谢老铁送的火箭！"他呵着白气站在暖气管道旁，突然发现制服金线里缠绕的全是错位的年华。

四
这些浸泡在汗水里的年份从不理会经济学曲线。当房产中介的小吴用十五本笔记本记下三万条带看记录时，他乡下的老宅正爬满青苔；当家政阿姨李淑芳擦完第八百块玻璃窗，她的膝盖软骨已磨损得像干涸的河床；当流水线上的张大海完成第两百四十万次打螺丝动作，他的视网膜里永远嵌着飞散的金属碎屑。

我们常用"十载光阴"形容世事变迁，却在打工者的年轮里看见凝固的琥珀。那些在体检报告上积累的异常箭头，那些在电话里被推迟的团圆承诺，那些被机器吞吐千万次仍完整如初的无力感，终究在某个加班的深夜轰然裂开。当老杨在工地摔断肋骨的瞬间，当刘玉珍发现儿子认不出视频里的自己时，当小吴看着客户签完购房合同转身接过父亲病危通知时，成千上万个十年突然露出它森白的齿尖。

城市的霓虹依然在每个子夜流转，劳务市场的招工牌刷新着数字化薪资，而打工者们用身体丈量时光的刻度，最终在时代的褶皱里成为沉默的编码。他们的十年不是历史书上的恢宏章节，而是工卡上褪色的油墨、工资条上消失的零头，以及永远追不上物价的宿命。这些隐没在数据背后的年岁里，每个深夜都有人在异乡的板床上数自己的白发，把明天要吃的止疼药排在枕边，如同排列剩下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