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一直让我写点什么，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的感想记录下来。在中国人庚子年的这场灾难面前，作为一个暂时的幸运儿，我不敢。我怕自己写什么都会一语成谶，因为在这场灾难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绝对安全；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绝对的高点，归咎灾难发生的原因。长时间平静，正常到无聊的生活，让人类忘记自己究竟有多么脆弱。在社会结构性的运转方式中，我们逐渐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伸手即来的生活理所当然。但未曾想，这个结构的一个点遭到破坏，都会带来大面积的失调，甚至是毁灭。在崩坏和毁灭中，我们才意识到，啊，那些曾经的“日常生活”中最让人不以为然，不足挂齿的存在，一旦消失了，会带来多少连锁反应。
海明威的一句话我一直铭记于心：人类真正需要的东西其实很少很少。
人类真正需要什么？禁足在家的日子里，我们都被迫对自己需要的东西进行了挑选和淘汰。每一个家庭都讨论过“绝对必需品”，因为每一个物件的获取，其可能的代价都远远不止金钱。在最黑暗的那段日子里，我们每天都会听到令人绝望的故事。每听到一个故事，我们就将要求就下调一个等级。在面对疫情初期，最手忙脚乱的日子里，我每天醒来都会为身在湖北的亲人祈祷：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只要大家健康。可以想象，千千万万受难的个体和家人们，他们需要可能更少，只是“活着”。活着就行，当绝望和恐惧到了顶点，我们需要的其实只是生存的基本条件，这一点与蝼蚁无异。人间万物皆渴望生命，每一个物种都以自己的方式顽强地延续在地球逗留的时间，出于本能，出于感情，出于理智。只是人，因为这精妙的社会结构，通常不必每时每刻为了活着费尽心机，便能在地球上生活得更加无忧无虑。
我也特别喜欢《三体》里的一句话：整个人类历史也是偶然，从石器时代到今天都没什么重大变故，真幸运。但既然是幸运，总有结束的一天。
我们都见过那种从小到大似乎干什么都很顺利的幸运儿。这些幸运儿有一个共性，就是并不觉得自己幸运。在他们看来，周身人所经历的疾病，贫穷，意外和不公正待遇是小部分人的遭遇——如果大多数人都这样，这个世界岂不是很糟糕。这个世界没那么糟糕，并不是因为每个人都能顺利平凡地活着，是因为生命的顽强让经历苦难的人也会尽量体面地配合这个社会正常的运行方式。奇葩说里，黄执中将所有与我们切身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痛苦，精辟地总结为“远方的哭声”。幸运儿们听不到的哭声，是因为人与人的配合，人与人的分工，人与人的适应，形成了社会的平静，如果你仔细听，它一直存在。
这个庚子春节，我在广州，远远地眺望着湖北。湖北的哭声，在这个春节传入每一个人的心扉。那哭声诉说着所有人最深的恐惧，再远都声声入耳，震颤心灵。
死亡并不是人类陌生的概念。因为面对自然原因的死亡到来之前，我们大多可以斗一斗，在斗争的过程中逐渐熟悉它，甚至接纳它。科技的发展和社会医疗资源，是死神为我们抛来的决斗的白手套，哪怕力量悬殊，总给人一点搏斗的机会和力量。但这次的灾难让人绝望，是因为本来应该为人带去支持和盔甲的社会体系，被小小的病毒突然袭击，一时间鲜有招架之力。直面死神的病人们，赤膊上阵，用肉身对抗那令人颤栗的存在。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同胞的身体和精神被残酷地碾压，叫也叫不出声。身而为人，都有同理心，更何况那时不是一个人在受苦，是成千上万的人在受苦。我们看着他们，除了捐钱和祈祷，什么也做不了。有些人感到害怕，有些人感到愤怒，有些人感到内疚。同胞二字，在每一次噩耗传来的时候敲击着我们善良的天性，更回应着我们内心的恐惧。
湖北。武汉。我对它有着复杂的情绪。我的家乡是武汉旁边的一个县级市。武汉一直是我返乡车票上的一个中转站。我在很多不同城市生活过，对他们要么印象深刻，要么感情强烈。反而是我自己家乡的省会，给我的感觉，怎么说呢，好像我的奶奶之于我——我理应对她充满熟悉感，但实际上却回忆不起亲密的时刻。我不会说湖北话，连黄鹤楼都是为了陪外地朋友才去过一次。相比北上广深杭，它好似个籍籍无名的学生，在班上不算好也不算差，毕业之后老师费劲也想不起来他的名字。结果，这个学生某天忽然因为生了罕见的传染病，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关注里既有悲悯，也有责问。不习惯站在聚光灯下的他，显得局促，难堪又十分可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