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369年）
1、三家分晋，战国之始。《资治通鉴》以此开篇。
司马光随之而下长篇评述，阐述“礼”、“分”、“名”之关系，奠定了全书的伦理基调。三晋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君臣之礼既坏，则天下不可避免陷入动乱。
司马光的这篇评论，招致许多批评，认为太过保守。然而，如果看到此书本就是呈现给君王的书，那么司马光的观点则不难理解。在礼法治国的语境下，君臣父子，各有其职，天子对于维系礼的责任则尤其重大。司马光当然看到周室与三晋力量之悬殊，但仍言“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对周天子提出严厉批评。司马光此论，无非是为了警示天子，守礼之职不可须臾动摇，否则将自乱国本，颇类似于帝师之语气。
2、智氏因智瑶而亡。“一夫作难而七庙隳”，其后无数次上演的剧情。追究其原因，又在于智宣子选人之失。此处引出德才之辩。司马光说，“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却也太过偏激了。智瑶固然不仁，但也并非聪明之人。四面出击，到处树敌，虚骄自大，毫无城府，自取其败。
3、赵简子派尹铎去晋阳，善治之，为赵襄子留了根据地。晋阳之战，民无叛意，也算是先人遗泽。赵襄子起初未能避敌之锋，接近城破才想起联合韩、魏，几乎是命悬一线。
4、《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韩康子、魏桓子之臣可谓善谋矣。然而，最终三家联合，算是智瑶逼出来的统一战线。而且晋阳一战即灭智氏，如果不能一战成功，三家往后也未必能铁桶一块，共同对付智氏。
5、“魏于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魏文侯信于臣下，亲善邻国，善于纳谏，注重任人，强大的君主大多拥有这些品质。
6、吴起杀妻，母死不奔丧，家庭美德近乎沦丧。然善于用兵，吮卒，职业道德和水准超群。魏文侯善用其长处，仍能建立功业。如按前文“圣人”、“愚人”、“君子”、“小人”之标准，吴起可分为哪一类呢？善用人者，用其长处而已。然而对君主本身似乎应该是另一番标准，因为君主之职在于御人。如此看来，应以智瑶和魏文侯相比，而不应以智瑶和吴起相比。
7、聂政受金行刺，必待母卒，可谓孝矣。然而聂政抱有必死之心，不愿连累其他亲人，自毁其身。聂政的姐姐哭之继死，可谓惨烈。
8、吴起遭忌，受陷而奔楚。吴起在楚建功，强楚，却遭人怨，死于非命。又是循环出现的一幕。权力无边界，身处其中，心无所止，欲壑难填，必然相互倾轧。强国必然触动既得利益，功臣难防暗箭。
9、子思对卫侯说的一番话，可谓千古明镜。“人主自臧，则众谋不进。事是而臧之，犹却众谋，况和非以长恶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赞已，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谄莫甚焉。君暗臣谄，以居百姓之上，民不与也。若此不已，国无类矣！”“君出言自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为是，而士庶人莫敢矫其非。君臣既自贤矣，而群下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如此则善安从生！”
君主虚骄自矜，臣下投其所好，人莫敢言，遮蔽真相，扭曲真理，弊乱丛生，国将不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当下的肉食者与民众是否全然明晰这一点呢？可不慎欤。
10、魏武侯死，未立太子，儿子争立，国中大乱，险遭灭国，基本成了后来大臣劝帝王早立太子的反面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