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讲述了康乾盛世人口增长的原因与影响，约4300字，阅读时间10分钟。
一、复利效应
畅销书《好好学习》中提到了一个人生中重要的效应，复利效应。
复利效应或许是世间最重要的规律之一，复利是人类的“第八大奇迹”，关于“复利”这个词，大家听得最多的俗语是地主老财家收租的“利滚利”。听得最多的故事是，印度的舍罕王的故事。印度的舍罕王打算重赏象棋的发明人、宰相西萨·班·达依尔。国王问他有何要求，他说：“陛下，请您在围棋棋盘的第一个小格内，赏给我1粒麦子，在第二个小格内给2粒，第三格内给4粒，第四格放8粒，以此类推......照这样下去，每一个小格内的麦子都比前一小格加一倍。这样摆满棋盘上所有64 格的麦粒，都赏给您的仆人我吧！”国王一听，以为这区区赏金，微不足道。于是满口答应。结果怎样呢？如果要计算到第六十四格，即使拿来全印度的粮食，国王也兑现不了他对西萨·班许下的诺言了。因为按照宰相的要求，需要有 18,446,744,073,709,551,615 颗麦粒，约合1845亿亿粒。这位宰相所要求的竟是全世界在两千年内所生产的全部小麦。这就是复利的惊人效果，开始时微不足道，利滚利后就能产生原子弹爆炸般的效应。正因为此，爱因斯坦将复利称为人类“第八大奇迹”，其他七大奇迹都是有形的建筑，而复利是无形的奇迹，左右世间万物的运行。它如果用图形表示出来如下图所示。
是的，这个曲线你一定似曾相识，那是因为我们身边的很多事情都符合复利曲线，比如亚马逊的盈利情况：
比如道琼斯指数情况：
比如全世界的人口：
比如中国的人口：
这里有个非常关键之处就是拐点，在拐点之前，我们对复利的变化浑然不知，但是在拐点之后，我们对复利的变化惊讶称奇。在拐点究竟发生了什么？（在中国的清朝发生了什么，使人口从顺治末年全中国登记在册的人口仅1400万上升到了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人口突破一亿五千万，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这个拐点就是康乾盛世）
二、康乾盛世人口大增长的原因
据学者们研究考证，康乾盛世人口大增的原因有三个：
1、疆域的空前扩大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空间
清朝版图辽阔，疆域比汉朝、唐朝全盛时代都大得多，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 平定天山南路后达到极盛, 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 陆地面积超过1,300万平方公里。空前的疆域扩展也带来了大规模开拓边疆的热潮，清政府在新统治的范围内开垦了大量土地，并通过移民等方式充实边疆，缓解内地的人口压力，这一切都大大拓展了华夏民族的生存空间。据统计，康熙二十四年，全帝国的土地共有6亿多亩，而在光绪年间，耕地数量达到了9亿亩之多，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所以庞大的国土面积都为清朝的人口增长提供了空间。
2、农业的发展奠定了人口增长的物质基础
这一时期，来自美洲的高产作物——玉米、番薯的引入与大面积种植，为人口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当然这一观点反驳的人不少，大家自行研究吧）
以玉米为例，玉米传入中国大概在16世纪前期，即明朝正德、嘉靖年间。到明朝末年，全国已有半数以上省份引种了玉米。从玉米开始传入起到康熙年间，虽然从时间上经历了将近两个世纪，而且也传遍了各个省区，但无论从传播的广度或深度上都远远不够。玉米的大规模推广是在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初，也就是乾隆中期到嘉庆、道光时期。这时，清代社会经历了康熙、雍正到乾隆初期将近七八十年相对稳定的局面，农业生产以及整个经济都有较大的发展。在乾隆以后的100来年期间，玉米在我国的发展大大地超过了以前的200多年，其中发展最快的是四川、陕西、湖南、湖北等一些内地省份，至鸦片战争前，玉米基本上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传播，尤其在云、贵、川、陕、两湖、皖、浙等省山地已普遍大量种植，在广东、福建等其余南方省份则种植不够普遍。
另一高产作物番薯是一种高产的作物，薯块中含有大量的淀粉和多种维生素，适应性强，抗旱，耐碱，抗逆性强，喜温暖、多光而不耐霜冻，是一种易于保收的作物。番薯原产于中美洲，后传至吕宋（今菲律宾）。国际上，流行地认为番薯传入中国的时间是明朝万历年间（1594年）。明末，番薯已在华南地区广为种植，并逐渐向北推广。但是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影响，番薯的栽培技术传播比较慢，直到康熙时期，番薯栽培技术才传遍全国。。清代番薯分布较集中的地区有闽广两省、闽浙赣皖低山丘陵区、鄂南湘南山区、四川盆地及山东中南部。董鸿勋《古丈坪厅志·卷三·农产分志三·地之种植节候之宜》说, 清代末年, 古丈县的番薯“民间以资日育。”一般家庭，只要能栽种一亩，如收获正常。就足够一年食用。足以可见番薯产量之高，以致民间流传“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俗语。
此外，同一时期水稻也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清代雍正时期的京畿水利营田。直隶（京畿）地区水源丰富，由于北人不习水稻种植技术，雍正皇帝帝特从江浙等地选派30 名熟悉水田耕种技术的人到直隶地区教习水稻种植。水田耕种所需农具特命江浙等地工匠打制，并制定相关政策鼓励该地区人民水稻种植。这一切使得水稻种植业得以迅速发展，尤以中南部地区为突出，其中遵化州、天津府、保定府、顺天府的半数以上州县均有种植，水稻种植区域已占直隶全境十分之三以上。“岁以屡丰,穗秸积于场圃,粳稻溢于市集”仅以雍正五年（1727 年）为例，当年营田州县共有27个，营田总计3287余顷。
综上，清时期美洲粮食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传入我国，对我国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以至于有学者将康乾盛世称为番薯盛世。
3、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与清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为人口增长扫清了障碍
清朝自康熙平定三藩以来，虽然史书上记载战争依然频发，但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战争具有规模小、影响小的特征，且主要集中在边疆局部地区。大规模的全国性战争的消失，稳定了社会秩序，为人们安居乐业、繁育后代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清政府创造性税收政策彻底解除了盘踞在人们头上的红线，激励了人口快速增长。摊丁入亩是清朝政府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赋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其主要内容为废除人头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客观上放松了对最底层农民人身控制。其在人口方面的影响有三：一方面因为不再按人口数量征收丁银，人口的增长速度加快；二是人口统计趋于准确，隐瞒人口数量的情况减少；三是在人口流动控制方面，从以前的人为控制转为通过税收政策调节，使人口流动下降。
一点小说明：从雍正九年年到乾隆六年，短短10年，甚至不过一代人，人口如何能从2900万迅速上升到一亿四千万？这不仅和摊丁入亩的政策有很大关系，还牵扯到传统中国的人口统计方法。在乾隆六年的那次人口普查之前，传统中国一直采用的是从战国以来的保甲法。如商鞅变法时期，在全国设三十一县，县以下设乡和邑, 推行五家为伍, 十家为什，一家有雏, 十家连坐的“什伍连坐法”户籍制度。秦汉以降，中国正式进入了编户齐民的社会，在此时，“民”、“人丁”等都是封建等级概念, 而不是泛指境内所有人口。清前期的人口统计中，“丁”实际上所指的是实际纳税的人口或者纳税单位——“凡民男曰丁，女曰口，未成丁亦日口，丁口系于户”，“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并不包括各种不用承担赋税的人群。有关县志中，甚至出现了半丁，分数丁的怪异现象。乾隆六年的人口普查，史无前例的采用了人丁编审法，其目的已不再试图确认纳税人口，巩固纳税基数。这不仅仅将皇族，八旗及其所辖奴隶，工商业者，佃户雇农等客户以及僧尼纳入统计范围，还使得大量隐匿逃亡的户口以合法的方式重新出现。在这里，清前期人口统计的谜团我们基本上可以解释了。
****综上所述，清朝疆域的空前扩大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空间，农业的发展奠定了人口增长的物质基础，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与清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为人口增长扫清了障碍。再加上人口统计方法的改变，最终促使了有清一代人口的快速增长。****
人口的增长带来了哪些问题哪？
三、清朝人口大增长造成的社会影响
首当其冲，人口的膨胀再次导致人地冲突的加剧，虽然从康熙24年的6亿多亩到光绪年间的9亿多亩，土地数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但是这远远满足不了迅速增长人口的的需要。而清政府一系列带有民族压迫性质的措施，更是激化了人地冲突。清初，为满足满洲贵族对土地的贪欲和笼络八旗将士，派遣官员跑马圈地，大规模圈占汉人土地的。这一圈地行动持续了几十年，共圈占汉族人田地 224982 顷。圈占范围主要在直隶6府2州1县，共计77州县，广袤2000余里。所圈之地，最初为无主荒地，继之有主无主之地一体圈占；圈占还包括庐舍、场圃，使大批汉人地主和农民骤失田产庐舍，生活无着。此外，清政府还发动大量人力物力，在东北设置柳条边，禁止汉人进入东北，以保护王朝所谓龙脉以及东北地区生产的皇室贵族所需要的人参、东珠等特产。这一切进一步导致了土地资源的浪费，激化人地冲突，为接下来一系列矛盾的爆发点燃了导火索。
社会矛盾的激化，这主要体现在民间纠纷不断增多，这主要表现在民间司法诉讼的增多。据乾隆五十二年( 1787年)任湖南省宁远县到的汪辉祖说，他在三八放告时，每天收到200余份状词。据此推算，汪一年间约收受了9600 余份，将近一万份。这意味着户数为23000户规模的宁远县每年约有千人以上作为新的原告或被告参与诉讼，在前工业化时代，这已经是相当惊人的数字。而在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关于冒祖争山、土地买卖和争夺土地。同样，在清朝士大夫的笔记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以致于争夺一切生存空间的感叹，殊不知这一切都肇始于人口的急剧增长。
阶级矛盾的激化，社会矛盾一旦增多并且得不到解决，就容易上升成阶级矛盾，成为农民起义的火药桶。而由于人口膨胀所导致的失业流民增多与帮会组织的兴盛，更是为频繁的农民起义提供了人力物力，创造了有利条件。有清一代共268年，各类农民起义层出不穷。在清朝，明末清初之时，各阶层反抗清朝野蛮统治的起义屡屡发生，直到康熙年间才有所平息。好景不长，从乾隆中叶开始，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农民起义已经陆续不断地发生。此后，农民起义的规模与影响逐渐变大。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襄阳姚之富和女英雄王聪儿带领下，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这次起义直到嘉庆九年（1804年）被镇压下去，首尾历时9年，席卷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甘肃5省，消耗清朝军费1亿之多，给予清朝以极大打击。嘉庆十八年（1813年）爆发的天理教起义，甚至打入紫禁城内部，使清廷大为震惊，嘉庆皇帝哀叹说：“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而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运动也发生在不久之后。从清朝咸丰元年（1651年）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组成的领导集团从广西金田村率先发动起义开始，直到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的失陷，太平天国运动共持续了14年之久，势力扩展到17省，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
人口膨胀导致了民族矛盾的激化，环境的恶化，以至于清王朝的腐败加剧，江湖社会到达顶峰（有意思的章节，我们单独再讨论）等等问题。
仿佛我们又一次陷入历史的怪圈，但是正在让我们走出怪圈的因素已经显现，请看下篇——#104地理大发现与第一次工业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