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方窗记者李少威 来源： 南风窗 2020年3期
2019年出现了一个流行词—“社畜”。人们可能马上会想到另一个词—“鬼畜”。这两个词，都来自日本。
“社畜”，大意就是白领阶层过着一种被压榨、无休止、泯灭个性的畜生一般的社会生活，事实上就是人的极端工具化。
而“鬼畜”，则是一种对正儿八经存在的事物的玩世不恭的解构方式，在中国主要是视频混剪解构，其代表性的实体是B站。
作为严肃探讨，我们可以对“鬼畜”毫不在意，但不能对“社畜”视而不见。因为前者是一种亚文化，而后者则是一种社会主流心理；前者可以远离，后者不可逃避。
作为人，却以“畜”自况，这在过去是难以理解的。
今日的社会，所有的存在都能够被理解；或者反过来说，过去所有的不可理解，都已转换为某种存在。
从“吊丝”到“社畜”
原本难以理解的还有“吊丝”。
这个词产生于2012年，席卷2010年代。它最常见的写法，是给“吊”字加上“尸”字头，那是它的原貌。
一个社会，集体地、坦然地以某种器官以及其上的附着物自况、互称，回首人类文明史，史无前例。
虽无前例，但有参照系，比如陛下、殿下、阁下、足下，东汉蔡邕说，这是不敢直称，“因卑达尊”。对方地位太高，我不能直视，因此用不直视的情况下所能看到的事物代替之。
“吊丝”显然并无此意，因为即便紧紧盯着看也看不见，它的多种写法都是为了规避“文明”困境而化生。也就是说，想尽办法冲破重重障碍，目的只是为了实现“自我贬低的自由”。
这种自我矮化，是对现实境况的反映。
人们从潜意识里发现，正如彼得·L.伯格所指出的那样：“社会是让我们身陷囹圄的历史囚笼。”身在囚笼，无法冲出，于是便自嘲和互嘲，以此忘记囚笼是一种苦—这就是获得快乐的有效方式。
“吊丝”代表社会中下层的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所蕴含的也是一种主流社会心理。
观察今天的社会，必须正视一个认识前提，那就是，主流文化是由社会中下层来代表的。这和史书里的世界大异其趣，过去的风尚几乎完全由上层创造和引领。
道理很简单，过去是权力社会，而今天是市场社会。市场是打群架的，人多，就能自发生成和强化价值取向—虽然因为难以联合而不能制定规则。
马云、马化腾是顶级精英，是制定规则的人，但托举他们的是数以亿计的中下层；明星在公共场合装模作样，也是装给数量巨大的“吊丝”们看的。
“吊丝”时代，中下层的自我意识还是很强烈的，人们试图通过语言、行为等方式获得快乐，正说明人还没有放弃对人格完整性乃至自我实现的追求。“我”可能先天、后天条件不如他人，但“我”知道我是我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接受当前低下或者一般的经济、社会地位，但人格完整性并没有被瓦解。
当主流自况从“吊丝”转换为“社畜”的时候，背后的心理意义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是，人格完整性被瓦解了。
一个人可以承认自己长得不好看，过得不体面，但基本上不会承认自己是“畜”。“畜”是用来和“人”相对应的，不仅是一种灵性差别，还是一种道德差别。只有当一个人在行为上极其反社会的时候，人们才会把他和动物并提。
比如，“是禽兽也”“禽兽不如”。
“社畜”这个词背后，没有一丝快乐，没有自嘲，没有玩世不恭—玩笑总是有度的。所以这不是一种修辞，而是一种承认，对人的存在状态的承认。
这种存在状态，是缺乏自由意志、被驱使、不能停歇、机械式地生存。“畜”字很触目惊心，符合中下层大众的形象思维特性，但它真正所指的，其实是机器。
笛卡尔说，动物是机器；拉·梅特里说，人是机器。“社畜”的意思就是，人和动物一样，都是机器。
永 动
“鬼畜”“社畜”来自日本。中国人从19世纪末以来，就保持著语言借用的习惯，主要的借用对象就是日本。早期，我们借用的是他们率先翻译的西方现代理性概念，以及一些原本不知道的风物、地理名词，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他们的“重口味”思维中不时闪现的高度概括力。
这些词汇惊悚，但形象。
在线性的现代生活逻辑下，日本一直走在中国前面，所以这种借鉴无可厚非。作为近邻，日本人总是比中国人早一拍感受到现代化的高价值，同时也早一拍地体验到“囚笼”的滋味。
“囚笼”，今天主要表现为机器。实体的机器，以及机器化的社会运行方式。
多数人的机器式生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当人的竞争对象是机器，而且人由机器来指挥的时候。
工人，外卖员、快递员，白领，柜员、程序员，写作者，医生、律师，艺人、直播者、网红……这些主流职业，都在与机器竞争，并且被机器所指挥。有点累赘，但为了便于理解，还是说明一下他们分别对应的“机器”。
工人至少从200年前就开始和机器竞争，作息也由机器决定。
外卖员和快递员的对手和指挥者都是作为机器的平台。
白领的机器是电脑、手机以及背后的工业制度。
柜员的对手是程序员研发的机器程序，而程序员的对手是他们自己研发的日益聪明的机器程序。
写作者的指挥员是机器统计出来的偏好数据。
医生早已机器化，律师也一样在机械化流程下完成工作，好医生和好律师都是因为还保留着动情的能力。
艺人、直播者、网红看上去是自由的，但他们的“上司”，也是机器使用大数据技术完成的流量统计。
可以说，在当代城市社会，生产过程不依赖机器、控制手段不机器化、效率评价不以机器为榜样的职业已经非常稀有。就算是乞讨，也需要一个二维码，否则破碗里将空空如也。
人总会寻求身边主流群体的认同，而不管它是什么群体，获得认同，是自我安放的必要条件。现在，几乎所有的群体都具有被机器操纵的特征—工业机器和机器化的企业运行。想要得到机器化群体的认同，只有一个办法—成为机器化的人。
机器只要有动力，就是永动的。只要机器在动，人就不能停。
“社畜”的哲学意义，就是“永动的人”。
机器没有爱
人是如何成为机器的？
前面其实已经指出了大致的逻辑：社会是人的囚笼，人是身不由己的；接着，技术发展和理性的评价制度让社会机器化了，所以人也必然、必须机器化。
宏观判断非常无情，在微观情形下，任何变化都涉及我们的情感体验、生活经验，而这正是变化会给许多人带来痛苦的原因。
社会自有其运作机制，个体的痛苦微不足道。只有人文主义者会在乎后者，但人文主义的声音在今天已经非常微弱。
人与机器的区别，在于有没有爱。
这和人与动物的区别类似，但是更彻底。因为动物可能没有社会性的爱，但还是有生物性的爱—没有审美，但有冲动，而机器没有任何形式的爱。
动物会抚养后代，母鸟会反复来回，为自己的孩子抓虫喂食；有的成对的动物之间还有本能的一体感，比如元好问以亲身所见写下的《雁丘词》，一只大雁被猎人网杀，另一只悲鸣不去，触地而死。
“社畜”的哲学意义，就是“永动的人”。
动物之爱，出于本能，而人类之爱，由社会决定。
人类联合为社会的目的，在洛克、卢梭看来，是为了更好；在霍布斯看来，是避免更坏；而比他们早得多的中国先贤荀子认为，联合是为了共同对抗其他动物强于人类的先天优势（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是被迫相爱。
总之，动物未必要相爱，但人必须相爱。这里的“相爱”是意义宽泛的，指的是自发的利他性，社会必须依赖合作来运行，而合作要求每一个人都要有所让渡。冰冷的算计、极端的自利是反社会的，倘若人人如此，必然导致社会瓦解。
但是，所有建构我们的基本道德律和代代传承的基础认知的公理（包括“人必须相爱”），都有一种和计划经济一样的根本缺陷—无法考虑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
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在今天表现为机器笼罩一切，机器是没有任何道德情感的。
把生产的指挥和评价全部交给机器，在社会生活中贯彻机器文化，可以创造出一种特别公允、客观的形式印象，把所有问题都转化为经济效率问题。
不过，效率的代价是挤压爱存活的空间。
尚能爱否
中年男子喝醉后哭着喊“妈妈”；连续加班一个月的女子在地铁站痛哭流涕；收费站女员工因为帮忙推车迟缓了另一辆车的通行而被责骂，默默拭泪；知名企业直接在工位上宣布裁员；大企业员工在患病以后被迅速辞退……
这些，都是对“社畜”的现象印证。
现象背后，逻辑一致：今天的社会运行是机器式的。人作为部件，如果不能正常运转，就会被马上更换。
这意味着，人必须成为永动机。
现代世界，以及每一个引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大人物，是功勋卓著的。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对抗饥饿的历史，而现代化的实现，让人们只要有能力并且愿意劳动，就不会挨饿。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成本，拥护现代化也不意味着要无视这些成本。在这一问题上，最显著的成本就是“永动”：人被机器化，进而“无情”，更少地收获爱，也更少地去爱人，因此也更容易心理崩溃。
爱，其实是一种人格要求。
神，不需要被爱，只需要被信仰；圣人不会爱，正如魏晋王戎说的，“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动物可能有本能之爱，但没有意识到的爱。只有人，需要去爱，也需要被爱，这是维系人格完整的基础。即便是集中营里的纳粹军官，在家庭里也可能是一个好父亲和好丈夫，如果没有这一角色来对冲“工作”中的极端工具化，他也不能存活。
爱，是自觉地认为对他人负有责任。即便对一个陌生人，同情，就意味着一份责任在心头滋生。
有一种东西会瓦解爱——物化。
在古代，最早源自道家哲学的“齐物”思想，“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接着被佛家哲学推演到极致，“物化则一片清虚，四大皆空虚，真淡之至也”。但这不是不爱，而是不特定地爱。
在现代，物化就表现为不爱了。科层制、泰勒制、功能化、流水线化、螺丝钉化、劳动货币化，都把人理解为一个局部，而局部是没有情感的。你的手臂，你的腿，是不会爱一个人的。把局部当作整体就再也没有整体，正如泛神论就意味着无神论。
非常冷酷，但我还是想说，今天，当一个企业去大学或者劳动市场招人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招聘者看到的是这双手、这双脚、这张脸、这个专业甚至这个酒量能做什么，而不是这个人能做什么。怎样把一个人拆下来，最有效率地组装在机器以及机器化的机制身上，这就是今天对“劳动”的理解。
这不是推理，已经是一种社会现实了。现实会塑造人的意识，社会会规训人的行为。“社畜”就是这样产生的：刨除人格，抑制爱的需求，去做一个合格的机器零件。
在“社畜”之前，日本流行着一个半学术半民间的新词—“无缘社会”，无社缘、无血缘、无地缘。“缘”是纽带，而纽带的必要成分是爱，因此“无缘社会”其实就是“无爱社会”，它的下一步，必然就是“社畜”。
今天，“社畜”已经是一种合理存在。人们，尤其是生于现代制度下的年轻人，会觉得在现代世界里，“爱”这样的非效率问题不被考虑实在正常。他们具有现代意识，因此超越前輩，但他们也正是最大的受害者，未来更甚。
把生产的指挥和评价全部交给机器，在社会生活中贯彻机器文化，可以创造出一种特别公允、客观的形式印象，把所有问题都转化为经济效率问题。
当我说当下的社会日渐“无爱”的时候，可能会招致反对。反对的人们会列举各种事实，比如，在具有冲击性的社会事件中，舆论（主要表现为评论，而评论又主要表现为“跟帖”）都是秉持善良的立场，支持受损者；又比如，每逢事关国家、民族这样的共同体利益遭受挑战的时候，舆论也是一边倒地喷薄着家国情怀。
然而，动用键盘对遥远的人与事表示自己的道德义愤是零成本的，而一切不需要成本的行为，其真诚性都令人起疑。在这些过程中，人的道德情感的确还在，但它是虚拟性的存在。
真正向周围的人与事付出爱，是需要现实成本的，时间、金钱、他人观感、领导看法以及与此相关的个人遭际、事业前途，都可能成为爱的成本。因为爱，意味着个性，意味着人格完整，而机器化了的一切，排斥个性，排斥人格完整，个性和人格完整几乎将毫无意外地遭受惩治。区别在于，有的迅速，有的缓慢。
大多数人，一边在遥远的事件上义愤填膺，一边却在身边的不合理事实面前默不作声。无论是事关价值，事关爱自己的人，甚至事关自己，都是有爱不言，有恨不语。这种状况时常令人感到绝望。
当我们适应了这一套机器化规则的时候，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被成功学驯化了，但“成功”的人毕竟寥寥无几。正因如此，成功学就是逻辑自悖的，它的接受面越广，就越暴露出其“不成功学”的真实面目。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社会作为一个客观环境，个人不得不去适应，但社会本身，是集体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它既然如此，却不是必然如此。当你认为别无选择时，就是被现有的社会设置所欺骗，同时也在自欺欺人。
它是可以改变的，只是需要理想，甚至幻想，而理想与幻想依赖独立人格。那个怕被改变的机器化的现实，正在预防性地消灭独立人格。
消灭的办法就是，让人们忘了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