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皇帝都是精神病患者。一方面，天赋的使命赋予了他们与众不同的身份、地位甚至特质，他们是天生的圣人，上天之子，人民的导师；另一方面，除了极少数圣君、明君，他们不过也就一凡人，没有过目不忘、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既不能绍述先祖，也不能扭转乾坤。他们完美主义者的自我期望与现实中的无能为力的冲突，是他们心里矛盾的悲剧性根源。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皇帝沦为了酒与性的奴隶，这是他们在对现实无能时主观逃避的结果。
中国的皇帝之所以不同于西欧日本者，在于资源之稀缺程度。试看中国，人口何其多！土地何其广！在这样一个帝国中，而且最高统治者进行的还是垂直型管理，那对于皇帝来说，担子要有多重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繁重的政务之间仍不免些许牢骚，况且后面那些“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的太平皇帝呢？
嘉庆的错在于，他的眼界已经无法跟上帝国前进的步伐，他还停留在几千年来旧有的政治经验中，却不知道当时已经处在一个要变革的时代中了。高产值作物的输入、大量白银的流入、人口压力膨胀，当时的帝国迫切需要进行工商业的革命，将人口压力转化为红利，而非一味地守成奉祖。可惜他只是一个平庸的好人，而非康熙雍正一类的务实型君主。他所继承的是“因循”，而非满清开国以来的“实干精神”，最终大清在他手里步入了“嘉庆中衰”，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常说光绪的戊戌变法如果成功会如何如何，其实这场变法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它的政治核心——光绪帝，就是帝王教育下的失败者。可以说，宫廷教育本身就是就是强者的教育。很明显，光绪并不是一位强者。他急于证明自己，在一片反对声中对日宣战，最终失败时又急于求和，毫无底线，对日本人的要求一再妥协。只希望逃离这场战争，明明战争刚开始时，他信心满怀，满腹豪情。他的急躁、偏执、任意妄为，暴漏无疑。后来的变法中也陆续体现出来，他在一百天内连发三百多条新政，把十年要做成的事妄图在一百天内完成。当新政没有效果时，他一味地认为官员无能，裁换官员，甚至另立新政府，想要架空所有官员。最后被慈禧一举拿下，实际上慈禧只拿他当做一个玩物，可以任意把玩。所谓新政，其实是两个“愤青”的激愤之举。
太平天国并不太平，洪天王并非救世主，只不过是个落魄童生。太平军的胜利，只是因为清军太过无能。农民起义总是和宗教、天灾或人祸相关联。满清后期，庞大的人口压力下，民不聊生，流民遍野。拜上帝教最初与八卦教、天理教没什么不同，都是为了敛财而已。由于一神教的一元性，它更容易集权，也容易形成规模。开始时，起义军首领根本不会打仗，通过“以战养战”，他们确立了围攻大城市的方针，基本上打一处，占一处，抢一处，最后打下南京时，他们手里就三个城市。定都南京后，首领们迅速腐化，精微细致的等级制度、宗教洗脑的滥用、底层文化的狂欢，一系列的腐朽最终导致它丧失了人心，成为了失败者。“男着龙袍女插花”不过是一场梦，一场无知的梦。这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始于洪秀全的一个离奇的梦，最终将这个古老的民族带入了一场惊悚而狂乱的迷梦当中。
又想到洪秀全对西欧诸国的态度，天朝上国自居，自命为宗主国，而当时的满清已经开始尝试着学习近代外交了。也许后来的不与欧美列强结盟也是基于这种态度吧！
朱元璋似乎没有过安全感，这与他的身世有关。凄惨的童年导致他仇恨官吏，也导致了他对子孙的爱护，最终官场贪腐成风，皇亲无一有更生之力。他对人充满着不信任感，极端自私，为了守住皇权，他无所不用其极，三大案诛杀了绝大多数开国功臣，妄图控制所有人，锦衣卫的监视无孔不入。他特别重视秩序，他的规章制度，基本上囊括了人的一生。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有着严重童年阴影的农民。
由于出身不高，他的自尊心极高，非常注重别人的评价，嫉妒心强，经常杀戮官员，尽管他们的错误不值一提。他自身就是皇权制度下的极端产物，前半生为了夺取皇权，后半生为了守住皇权，最终无一丝欢乐可言，却又嫉妒别人享受。他虽然是天下最尊贵的人，却也是最孤独的人，最渴望亲情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