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了，我和自己说，你没老，虽然你也不年轻。
大学在北京读了4年，有几个交心的好朋友。但我们这种好朋友却似乎是秉承“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原则，平时是极少打扰对方，可是一旦有机会，就会约个见面。
2017年4月5日，香港出发至北京，北京至阿姆斯特丹，两个航班之间7小时的时间，就这样被我约在了机场快轨和地铁的交界点三元桥。
大家之所以成为好朋友，有许多原因，家庭背景虽然都有些不同，但却又都不是大富大贵，不是极其穷困之人。又同在北京一所不算太好但名气又极大的大学呆了四年，连那种骄傲里带点自卑的小情绪都相似的不行。
匆忙的一顿饭，来不及谈的太多，却谈到了三个1992年生，25岁女孩共同的年龄危机。好友A说了一句让我想跳起来打人的话“我们公司现在那些年轻人，20多岁小姑娘”，我说“不不不，我也是20多岁小姑娘”，好友A与B掩嘴笑。
传媒大学的校园从来不缺美女，但曾经就在那样一个遍地是美女，男女比例3：7的校园里，我居然也没有自卑过。那时候的生活似乎简单很多：学习成绩没那么重要，上课准时去，作业也不难，考试找老师划重点；实习的机会凭借传媒大学这个招牌，也找了几个不差的，那个时候万合天宜还没有现在这么出名，我还能给白客拍小视频，做了半年后休息一段时间，国际排名第一的公关公司爱德曼做了3个月，500强企业大众汽车中国做了5个月；稍微有点难度的可能就是申请读香港的学校，考了4次，3次都机缘巧合差了一点到7分，最后一次才到了7，没去上最想去的港中文，而去了城大读书。
也许就是年轻？19-22岁这四年，时间过的好像特别快，也笑过也哭过，现在想来不过都是那一丝丝甜蜜的感受。
可现如今我的年龄危机又是哪里来的？香港生活压力大，升学率又不高，大家都早早开始工作。像我在国内按部就班读完大学，到香港读了一年硕士，不过23岁，但前公司的同事却全部都是同龄人，工作了两年后，1993-1994的同事又多了大把。
除了同事圈子，在生活中认识到的其他朋友，有1994年出生，工作了3年的幼稚园老师，也有1998年出世，读完中学就签约了经纪公司的街头歌手。走在各处，见到的人，不论学历，都比自己小，却都在做自己怀有热忱的行业。
反而我，粤语不好，空有一个香港没人认识的传媒大学学历，每日爬着自己家上楼要爬的8层楼梯，钱永远不够用的我，偶尔还要与蟑螂和蚂蚁大作战时，却总是在怀疑，当我过去的经历在这个城市面前，几乎毫无认可度和竞争力时，呆在香港，是不是个合适的选择。
读书的时候，对于自己未来的工作幻想有许多。比如可以自由灵活一点的上班时间，比如可以一直有热忱的工作，比如可以有机会攒下钱去买一个东五环的房子。那个时候我的生活里似乎没有关于香港这个城市的幻想，然而硕士毕业了却糊里糊涂的就在这个城市开启了生活。
这个城市，是天堂也是地狱。有时晚上我会在弥敦道夜跑，从太子跑到尖沙咀再跑回来。去过香港的人都知道这段路有多拥挤。然而我却享受，跑步在这条遍布本地人与游客与少数族裔的大道时，那种以上帝视角观察他们的感受。我有时候也会猜想，那一前一后的男女是不是刚刚吵了架的情侣？那一家四口的南亚裔，虽然在我看来完全不和好看沾边，但自有属于他们的家庭的温馨，简单的快乐。
我的经济有初步的自由，却一点余钱都没有。储蓄这个词真心遥远的很，但我却珍惜那一份简单的挥霍可以带来的放纵舒畅。不过作为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城市之一，我这个收入勉强达到中位数的人，也许真的没有权利说，这是我的地狱。
常和朋友说，我是乐观的悲观主义者。我一直都相信，生活本身是无趣的，活着就不是一件充满快乐的事情。可是我也想抓住生命中那一点点简单的幸福与快乐，用一件又一件的小事堆砌起来的快乐来愉悦自己。
25岁了，我和自己说，你没老，虽然你也不年轻。
无论发生什么，生活总是要继续下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