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行动主义的颠覆性美学—设计调合艺术和政治》笔记
The Disruptive Aesthetics of Design Activism
—Enacting Design between Art and Politics
原文地址：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3&CurRec=1&FileName=CYYS201502001&DbName=CJFDLAST2015&DbCode=CJFQ&pr=
原作：托马斯·马库森（Thomas Markussen） 译／孙志祥 辛向阳
文／汤宏伟（无锡 2017／10）
1.设计行动主义所体现的设计的核心作用定义如下：
①促进社会变革
②增强有关价值观和信仰的意识（如关于气候变化、可持续性等）
③挑战批量生产和消费主义对日常生活的制约
在这种语境下，设计行动主义不只局限于设计这一学科，而是包括产品设计、交互设计、新媒体、城市设计、建筑学和纺织服装等领域。
2.颠覆性美学这一概念包括设计行动主义的两个关键方面。一方面，设计行动主义具有颠覆既有权利体系的政治潜势，从而增强对生活、工作和消费方式的批判意识。另一方面，设计行动主义和艺术行动主义都具有一种美学潜势，开启人们行为和情感之间的关系——他们所为和所感之间的关系。于是，设计行动主义可以重新协商人们所为和所感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设计行动主义（政治行动主义和艺术行动主义）中微观政治和美学的融合方式。
3.福阿德-鲁克（Fuad-Luke）根据设计行动主义去分析设计行动主义，并为了这一分析目的提出了五项资本框架，“借以考察行动主义对于不同资本的目标影响领域”：自然资本（即关注环境问题、再循环、生态设计、可持续解决方案等）；人力资本（如关注所有人类需求和技能）；社会资本（关注强化社会联系，提高公民参与度、社区卫生、社会包容等）；金融资本（如银行和小额贷款方案）以及制造资本（那些能够实现生产和改进生产的人造产物，如建筑、基础设施和技术）。
4.迪绍甫（DiSalvo）指出：区分“政治”和“政治范畴”有利于设计行动主义实践和研究。
政治：统治一个国家、州、地区或城市的手段和组织结构。这些组织结构包括法律、决策程序、选举体系、立法和对城市环境下人们行为的公共管理。
政治范畴：一种社会状态，一种持续对立和质疑的社会状态。政治范畴可以通过公共空间的中断、扰乱或抵抗行为得到体验。
按照这些定义，迪绍甫进而建议在设计研究中区分政治设计和政治范畴设计。政治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支撑和改善统治的程序和机制——例如，为了防范投票的不确定性，设计师改进美国总统选举选票的平面设计。政治范畴设计是运用谁行动主义的客体和方法创意设计“质疑空间。”《百万美元街区》项目就是典型的例子（如下图）。运动填图技术和图示法，该项目创新设计了空间图像，展现了遍布美国四座城市的囚犯驻地。该项目之所以属于政治范畴设计是因为该设计的客体和方法（地图和图示）同时揭示并质疑现存的社会和城市空间的配置状况。该项目解释了权威城市犯罪分析通常遗漏的认识和信息；该项目所质疑的对象体现在“地图所引发的对犯罪、建筑环境和政策关系的不断质疑和异议”的方式。
借助这种揭示和质疑的概念，迪绍甫建议我们将政治范畴设计视为一种“对政治状况的探究。”
<5.城市设计行动主义就是将异质的物体和人工物引入城市视域。在直接干预城市空间的过程中，他们鼓励积极参与和互动，并且直接提供新的城市空间居住方式。这样，设计行动主义改变了城市体验的环境。只要这些物体和人工物为人们的城市体验和日常生活行动设定新的环境，就应该认为设计行动主义不仅具有政治维度，还具有美学维度。这里的美学是广义上的康德意义上的美学，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体验的基本形式，但这些形式不具有康德所说的先验性和普遍性。
6.iSee项目是一个反监视系统，城市居民可以跟踪并避开闭路电视摄像头。iSee网站提供了诸如纽约、阿姆斯特丹和卢布尔雅那等城市安装的坚实基础设施地图。这样，iSee项目解释了闭路电视摄像头是如何渗透到城市环境之中的。然而，该项目还发挥了其他作用：给人们提供了自我设计路径的机会——所谓的最少见是路径（如下图）——使得他们能够“在城市漫步，而无需顾虑被不受约束的安全监控’拍下来’”.
iSee项目表明作为审美实践的设计行动主义如何能在人们的所为和所感之间打开缺口。通过揭示和质疑现存的监视基础设施，iSee项目使公民意识到当地执法部门和私营企业是如何监视他们在城市空间的行为的。同时，iSee项目还鼓励公民自身去反抗并改变这些环境设施——直接利用iSee建构新的环境，激起对街头漫步的积极情感，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所为及其所感以一种先前没有想象到的新方式相匹配。
7.托马斯·马库森（Thomas Markussen)提出的城市设计行动主义框架（如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