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5000年以前，中国、印度、埃及、两河流域以及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几乎同时进入文明社会。

古埃及、古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古国都是在适合农业耕作的大河流域诞生的，其各具特色的文明发展史，构成了灿烂辉煌的大河文明，对整个人类进步做出了伟大贡献。

四大文明古国之外的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共同构成了地中海文明，希腊文明是地中海文明的发祥地，罗马则是希腊文明的继承者和古代西方世界的统治者。

地中海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

希腊和罗马给现代的西方政治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古希腊给现代的民主政治提供了先进的政体组织形式，罗马构建起了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法律架构。

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集权，而在古希腊会出现民主政治？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我们首先从希腊的地理环境开始考虑，如下图：希腊多山地，三面环水，这样就会导致两个问题。

其一，希腊多山地，在本土地形的割裂，使得人们聚居的形态呈现出“小”的姿态，在人们聚居的过程中，希腊在这样地形的影响下形成了各色各样的城邦，任何一个城邦最初一定从君主制发迹，后来因国王和贵族矛盾激化，推动着希腊城邦政治体制由君主制转变成为贵族制。

同时，古希腊天然的地形也使得希腊城邦呈现出了小国寡民，各邦长期独立自治的特点，为直接民主制的推行创造了条件。

其二，古希腊多山地，三面环水，农业经济在希腊并不能形成和定型，所以古希腊航海交通和海外贸易发达。

商品经济发达以及商品交换中必备的公平、诚信、平等观念，为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同时在商品交换中私有制和以个人为中心的观念逐渐萌发，推动着人文主义的孕育。

另外，航海交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改变了希腊的人口组成，这冲击了希腊固有的血缘传统。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政权、财权、神权并立，联合起来推翻了“一元化”的族权，地缘战胜血缘，私有制战胜了原始血族共产制，形成了以“个体导向”为倾向的文化渊源，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发展。

地理环境的差异性、自然资源的多样性，是人类分工的自然基础，它造成各地域、各民族物质生产方式的不同类型。而不同生产方式的差异，导致文化类型的不同，直接影响着各地域人群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大河文明下的稳定持重与海洋文明的开拓进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海洋文明下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由此与现代西方社会建立起不解的渊源。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各国历史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彼此的互动性，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各种文明相互交融，彼此取长补短，无论是大河文明还是以地中海文明，都在推动世界文明的不断进步。